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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②。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④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