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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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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
,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
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
,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
,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
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
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
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
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
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
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
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
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
,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
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
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
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
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
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
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
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
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
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
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
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
,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
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
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
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
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
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
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
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
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
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
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
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
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
,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
。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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