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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
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
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
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
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
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
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
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
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
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
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
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
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
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
。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
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
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
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
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
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
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
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
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
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
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
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
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
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
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
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
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
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
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
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
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
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
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
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
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
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
。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
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
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
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
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
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
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
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
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
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
，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
，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
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
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
，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
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
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
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
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
、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
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
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
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
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
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
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
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
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
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
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
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
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补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
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
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
他饰黄天霸的《虮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
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
。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
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
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
，筱翠花、王福山《丑荣归》。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
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
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
“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
，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
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
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
岩病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用张伯驹自己的话来说
：“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⑦”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
宣布：“中国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
容。欣赏的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戏曲提高为一门整体
性艺术。”
在理论上我的老师，当然是正确无比。但五十年的戏剧现像似乎又在为
张伯驹的见解，做着反复的印证。
张伯驹爱好戏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而
这个爱好的负面作用，是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这八字方针是毛泽东定下的。而针对中国戏曲的具体文化政策是：“三并
举”（即传统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