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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
中华民族的志气。
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
司机说：“小姐您好。”
我说：“您好。”
“老地方吗？”
“对。”
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
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
“小姐您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
“对。就在前边。”
“那就去马甸桥。”
“马甸桥哪儿？”
“就是桥。”
“好咧。”
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中度过的痛苦。
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
“您住马甸桥附近？”
“不。”
“您是北京人吗？”
“不。”
“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
“不用。”
“您又要换车？”
我拉长声音说：“对了。”
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
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
“你怎么看出来的？”
“咱见的人多了。”
“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
“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
“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
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
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
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
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
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
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
“可我根本就没记住。”
“那就谢谢您了！”
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
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便宜给你得了。”
“多少？”
“一万五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只好下桥。
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住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一张富泰的大脸盘配上双眼皮宽额头很有几份像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并且也姓毛。她在我看完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闯进门来，身上到处驮着旅行包，钥匙牌用下巴夹着。她进门就扔掉了所有东西直奔厕所，小便如暴风骤雨又急又响。我不由再次痛恨王先生，包一间房都舍不得，我在德方工作了七天，已经了解到我为金老板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
她在马桶冲水声中提着裤子出来，舒畅地清了两声喉咙，坐在我的床上。
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的床。”
她说：“叫我毛同志，我不爱听现在的女士小姐。”
我说：“毛同志，你睡那张床。”
她说：“旅社里的床，都一样。那张就那张吧。”
毛同志把几只旅行包全放在床上，掏出所有衣物，乱翻了一气，进卫生间洗澡。招待所的热水只放两小时。从七点到九点。毛同志洗到九点零五分，突然从卫生间伸出头来惊呼：“怎么是凉水啦？”
我装作聚精会神看电视什么也没听见。
一会儿，毛同志神采奕奕从卫生间出来了，干净得像只大白鹅。我赶紧从雾气缭绕的卫生间拿出了自己的内衣。我洗不成澡了。
“同志你贵姓？”
我延迟了好一会才回答：“姓眉。”
“这姓可稀奇！眉毛的眉。百家姓上有没有？”
我又延迟了很久：“不知道。”
身后没声音了。我继续看电视，心里很窝火。忽然一声大鼾，我跳了起来。毛同志幸福地睡着了。我观察着毛同志幸福的睡态，等待她的第二声鼾声，然而没有。等我上床时毛同志又迸发了一声大鼾。这种不均匀的鼾声真害苦了我。它把我的睡眠分割成了不规则的小块。
第二天清早，毛同志穿上旅游鞋，背着水壶要去游览。
“我是来北京买医疗器材的。先旅游一下再办事。小眉，你出不出去玩？你出去我就等你。”毛同志毫无芥蒂地对躺在床上的我发出邀请。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以示谢绝。
我以为毛同志走了我可以睡上一会儿的。服务员送开水来了。咣咣当当送完开水又开始打扫房间。我说今天上午就不打扫了行不行。服务员说为什么？打扫一会儿就得，不打扫要被扣奖金。北京的招待所传统可保持得不错。
我将通讯本摊开压在北京市游览图上。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许诺过陪我逛北京城的朋友很多，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所有人。我选择了老阿山。老阿山并不老，可他就叫老阿山。他的女朋友原本在我们单位，我替她设法调到北京了。调动的过程很艰难，老阿山因此非常感激我。后来他俩没成。没成老阿山也还是到武汉看我。我们是朋友了。
拨通了电话。我说：“喂，我找老阿山。”
“请问您哪位？”北京人，说话文明礼貌。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是老阿山吧？”
“我是，请问小姐芳名？”
老阿山没听出我的声音。为调动我们曾通过多少电话。那时候我只对着话筒呼吸他就知道是我。
我想多说几句话看看。我说：“我的名字叫红。”
“噢，林燕红。燕红。你好。”
我叹了一口气。
“小姐您别叹气。我知道您是谁，可我不敢说。我不敢相信您会给我打电话。”
老阿山肯定又错了。老阿山在小姐世界里邀游，眼花缭乱。
“红霜！红霜小姐您好！”
我说：“多好的记性。”
老阿山如释重负。说：“怎么会记不住您呢？那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有几个漂亮小姐？就您一个。”
我为老阿山高兴。一个专业性杂志的编辑混到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了。我笑了几声。
“对不起，小姐。您到底是谁？请高抬贵手。我们导演成天和演员打交道，女孩子太多了。如果您也是要求上片子的小姐，请直接报姓名，否则我只好挂电话了。”
“恭喜你成导演了。你挂电话吧。”他不挂我倒准备挂了。
“啊！听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这么熟！”
我不挂电话了。我说：“老阿山，你呀，变化可太大了。”
“肖红啊，你可给我来电话了！这几天我找你找得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伤心地说：“我没开玩笑我——”
“你住嘴。你这个小东西还给我来这一套。告诉你。我故意逗你的。京城一枝花，大名鼎鼎的名记谁不知道。你写我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见了，棒极了！说正经的，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菜？北京城里的餐厅，点什么我带你去吃什么！”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说：“老阿山。我是眉红。”
老阿山惊叫一声：“眉红？”好半天没声音。是一盆凉水浇了头的感觉。我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血压偏低。我使劲对着话筒叫喊：“喂喂！喂喂！你没事吧？”
“你杀了我吧眉红。”老阿山换了一副低沉的一本正经的嗓门。“我操！我他妈真出丑了。眉红，你千万别当真，我在拿那女记者开涮呢。她丫倒真够名妓了。现在还能和女人动真情吗？当然除了你，你是纯洁的。”
“得。请别涮我。我从生下来就沾染世尘，早不纯洁了。”
“哦，对了眉红。你现在在哪里？”
“我当然在武汉。”
“多遗憾。要是在北京我可以请你吃一顿饭。有事吗？”
“没事。没事闲得手痒，拨个电话好玩。”
“真羡慕你。我操！我他妈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挣钱太不容易了。整天与一些傻调打交道。现在北京尽他妈傻Ｘ！”
我扭头看了看门。“我们领导来了。”我们领导当然没来，我在这么想象，凭借想象好撒谎。我说：“我得挂电话了，再见。”
“再见。”
我倒在床上休息。我想老阿山当个编辑都极不称职，错别字连篇，怎么导戏？难怪我们的电视剧绝大多数不能看。
毛同志天黑进门。跛着累坏的脚，用湖南普通话向我大声控诉北京的一日几游，旅游车巧立名目收很多钱，但每个景点只让旅客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就走。而且所有的参观门票还是游客自己掏钱买。毛同志一会儿说游了三处，一会儿说游了五处。都气糊涂了。
“小眉你是不是也到北京旅游来的？”
“是想好好玩一下。”
“好好？现在谁会让你好好地玩？告诉你，你千万别坐游览车！”
“也许我是不会去坐。”
“没有也许，就是不坐！”毛同志搬起赤脚在台灯下察看水泡，硬逼着我答应她决不去坐北京的游览车。她说：“我是前车之鉴。你看看！看看！钱花了一百多块，玩没玩好，吃没吃好，脚上还打了泡，导游小姐像撵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