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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中，郭主任小声地在我脑袋侧畔说话。“什么企业傻？他们挂靠我们。以我们的名义给他们办执照做生意，为他们提供了多少优惠政策？我们有个把人想在北京住几天，他们还能不帮忙？”
我说：“让他们划一笔赞助费过来不就行了？还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说：“你这个人怎么真有点不清楚！领导要考虑方方面面嘛。记住，你从北京回来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
在我们嘀嘀咕咕的过程中，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先生始终热情洋溢地演奏着。他竭力要表现的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美，童真无邪的美。自由飞翔的美和浪漫朴实的美。我们在一辆搞阴谋诡计的小车里听克莱德曼，反差如此之强烈使我对这几支钢琴曲永生难忘。
桑塔纳在汉口小巷里转了几个高难度的急弯，停在一栋从前俄租界的老楼房台阶前。台阶上等候着一位手提大哥大的男子。这男子体态发福，领带鲜艳，发型做得像一朵盛开的蘑菇。郭主任用一种不屑的神态告诉我此人就是该企业金经理。
金经理十分敏捷地下台阶，亲自为我们开了车门。车门一开他就说：“啊欢迎欢迎！”
我钻出车来，透了一口气。
郭主任说：“这就是眉红工程师。我给您送来了。”
金经理热情地向我伸手，说：“谢谢眉小姐来指导我们工作！”
我说：“谈不上指导。”
郭主任抽着金经理递上的香烟，对我说：“眉红有什么事随时和家里保持联系。”
金经理说：“哎呀郭主任您放一百二十个心。这次我特意让王师傅陪她去怎么样？”
郭主任笑了。拍了金经理一巴掌，说：“那就先谢了。”
一粉妆浓抹的小姐从楼里出来，说：“午饭已经订好了，在国际俱乐部。”
郭主任看了看腕上的表。说：“不吃饭了。还有事。”
金经理挡住车门，说：“天大的事也得吃中午饭！”
我和司机背对着他们，相视一笑。瞧如今这把戏。
按照门牌的指引，我进了公关部，看见里头堆满美容健身仪器，我赶紧退出来核实门牌，是公关部。
公关部没有公关小姐，只有一个老头，趴在办公桌的一叠表格前忙碌。他双鬓斑白，戴一副老花镜，胳膊口套着花布袖套。我问：“王师傅吗？”
老头说：“王师傅。你坐。稍等片刻。”
我坐在低矮的露了海绵的沙发上，看见王师傅的双腿从办公桌下伸出，两脚交叉着。裤子因布料陈旧而没有明确的颜色。裤边处肮脏且破烂翻卷。脚上是一双裂了帮的人造革鞋。花尼龙袜的海蓝色醒目耀眼。这王师傅肯定像郭主任他们说的那样正派，传统，忠诚，朴实。可怎么被金经理任命为公关部部长呢。这里头不是我听错了就是郭主任说错了。
等了片刻，王师傅抬起了头。说：“我是公关部负责人王师傅。小姐您有什么事？”
一切都没有错。我被逗笑了。笑着说：“我叫眉红。”
“欢迎。”王师傅摘下眼镜，说，“欢迎眉小姐来指导工作。”
我说：“谈不上指导。”
王师傅说：“我明天和你一道出差。”
他从怀里掏出两张火车卧铺票，举在眼前看了一看，递给我其中一张。“明天你自己打的去火车站。的票留好给我报销。眉小姐，明天火车上见。”
我端详着硬卧票，是下铺。这么说将有一双又花又臭的尼龙袜在我头顶上晃动。什么时代了，还穿花尼龙袜！
我说：“王师傅，我年轻我要上铺好了。”
他说：“我们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睡下铺。”
“我喜欢睡上铺。”
“是这样。”
王师傅接过我的票，戴上眼镜仔细对照了一下两张票的票面。说：“都是下铺。”
我说：“非常遗憾。”
这下更糟糕。我将和这位公关部长并排躺着，中间只隔着小走廊。临走前我实在忍不住向他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怎么不买一双棉纱袜？纯白或者纯黑的。”
王师傅说：“可我想要棕色的。”
“棕色也不错。”我说。这个王师傅没给我任何印象，只是事情有点滑稽。
一进候车室我就满世界搜寻王师傅。我找他是为了躲开他。我要抢在他前头上车，与别人换张上铺票。我决不能忍受和一个烂糟糟臭烘烘的老头子并肩而卧。火车上为什么不分个男卧女卧？
我不太好意思老看人们的脸，便低头看脚。我从一排排脚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就是没找到那双蓝花尼龙袜。人家王师傅不会换袜？完全可能换袜。但最多也是换一双别种花色的尼龙袜。
没见到我的旅伴。
我急急忙忙冲上车。放好包。靠在一边期待上铺的乘客早些到来。
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经过我面前。我收腹挺胸让他的大旅行箱挤过去，他朝我彬彬有礼欠了欠身。一会儿，他放好了行李又挤过来，又朝我欠身。我仍然注视着鱼贯而入的新乘客。漫不在意地对那位一再鞠躬的先生挥了挥手。说：“别客气。别搞得像日本人一样。”
他说：“眉小姐说话很逗嘛。”
我猛地回头。“您是谁？”
身板挺直、风度翩翩的先生慢慢摘下了他墨绿的变色眼镜。我大惊，叫道：“王师傅！”
他纠正说：“王先生。其实到我们公关部来办事的人都叫我王先生。”
他是配做王先生了。他的头发染黑了，吹烫了。他一身全毛质地的豆沙色西服，棕色领带和与棕色领带遥相呼应的棕色棉纱袜，意大利老人头皮鞋。他包装一新，居然脱胎换骨了。比他更换行头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神情举止，有些类似于风度气质的东西决非摇身可变的。我想他很可能是过去的资本家少爷或者洋行高级华人职员的公子。
我恶毒地问：“我可以问一个您的个人问题吗？”
王先生说：“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国外译制片里头的语言。语言在随服装的变化而变化。
“您的家庭成分？”
“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突然冒出的怪念头。”
王先生稍带挑衅意味地说：“资本家。”
我拍了下巴掌，我猜对了。
我说：“您昨天看上去六十岁，今天看上去四十岁，您到底多大年纪？”
“五十。”
我又拍了一掌。计算一下时间，恰好是旧社会的少爷。
王先生饶有兴趣地等待着我再发问，我不想问了。我望望身后的窗外，窗外是田野。我站在田野前，面对王先生。他穿着华丽，我衣裳简陋。他举止高雅，我张皇冒失。我们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了城，赶走了资本家，其实资本家没走。他们可以用粗布袖套、花尼龙袜子伪装自己。现在又出头了。时间模糊了历史，敷平了创伤，化解了仇恨。今天一个贫民的女儿和从前资本家的崽子一块坐火车去北京出公差。多少仗白打了！多少生命白死了！由此我给自己平庸的蚂蚁般的一生又增添了一条更平庸的信条：我决不参与战争、政治和阶级斗争。除了时间，没有永恒的东西。而时间它又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谁也抓不住它。它躲在宇宙怀里像个富人一样玩弄着地球。也许我们正在奋斗想尝点锦衣美食的滋味，时间却“叭”地一下将地球捏破了。
周围有许多乘客，我抑制着眼泪。眼泪不敢从眼睛里流出来，却从鼻子里淌了下来。我呆呆站着，使劲抽动鼻子。一条伸到我鼻尖的香中纸吓我一跳。王先生送来香中纸，说：“好好说着话，你怎么啦？”
我从怔忡状态苏醒，发现人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接过香巾纸撬鼻涕，一边擤一边告诉王先生：“我突然陷入沉思了。”人们哑然失笑。王先生用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对我点头。我恼火地发现真话就是没有人相信。
我只好去上趟厕所。幸亏厕所供不应求，我可以靠在一边呆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回到铺位上，人们已经在打扑克。已经不注意我了。时间真是一剂良药，一剂从宇宙进口的广谱抗菌素。
只有王先生一个人还对我保持着警惕，我从厕所走回来，他偷偷观察我。我在毛巾上擦手，从包里取出苹果，坐
下，专心专意削苹果，王先生在这时流露出他的工人师傅本性，利用看报来监视我。我刚才一定吓坏了他。当一个人沉思时肯定超凡脱俗得像个精神病患者。我也是见鬼了。平日极少搞什么沉思，偶尔心有所得却偏是在火车上。
我削好一个苹果递给王先生。我决定哄哄他，不然他会在整个北京之行中拿我当病人对待。
“王先生，刚才不好意思。我在炒点小股票，被套住了一万多块钱，想起来人就急。”
王先生恍然大悟。“可以理解。完全理解。”
王先生丢开报纸，接过苹果吃起来。他说：“激谢。”他兴趣盎然地说：“炒股你还太嫩了。我们家从前是裕华纱厂的股东，你买的什么股？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我伤心地说：“别提股票了。”
“好好，你难过就不提吧。”
王先生又去看报。
我满意地吃苹果。苹果汁淌在手里，我就拍在脸上，广告已经浸透我的潜意识，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保护皮肤。
吃完苹果。我找王先生说话。我和王先生来自不同的单位，昨天都还不认识，今天彼此也还没个了解，可我发现王先生似乎没兴趣和我说话。他给我买盒饭，倒开水，送我香中纸，但不问我的过去现在，也不谈我们到北京将怎么安排。他太正派了。我想，和一个太正派的人出门旅行是多么枯燥无味。
车厢里的大灯一熄灭。王先生就睡觉了。我觉得九点半睡觉太早。坐了一会儿又觉得怪没趣。也去躺下。我一躺下，王先生就转身侧睡，让背脊对着我。我望着王先生的背脊愤怒起来。他准是恨我。恨我用他们的钱。他和金经理恨我们领导和我。这种恨多么像阶级斗争。我几小时前还发誓不搞阶级斗争。此刻就身不由己了。
“王先生。”
王先生转过身来。“什么事？”
“您知道我这次到北京的前因后果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眉小姐，我主张尊重个人隐私。”
“这里头没什么隐私！”
“我知道。你还是个小孩子。”
“我不是小孩子了。”
“像个小孩子。”
我又找了一个话题发难。“你们公司做什么生意？”
“棉花。”
“可你们那儿堆满美容健身器材？”
“现在这种生意走俏。”
“这也属于你们经营范围吗？”
“怎么不属于？美容不用棉球棉纱之类的？”
“天知道你们瞒着我们赚了多少钱！”
“眉小姐又说孩子话了。你管别人赚多少？你应该只管别人交了你多少。我们一年交你们四十万，从没少一个子儿。”
昨天乍一见王先生负责公关部还觉得十分可笑。看来对许多事物随便发笑那只能说明我的无知。
“王先生，您不喜欢聊天是吗？”
“也不一定。得看聊什么。”
“英国王室去年闹得可不像话，最近梅杰首相在议会宣布，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