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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1）
——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为例
一
这几年是文化当令，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大谈其文化。我也不甘寂寞，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嵌入文化二字，赶赶这稍嫌过时的时髦。
长篇小说的势头正凶。记得看过一个材料，说每年要出数百部，这些年的产量已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多少年总和的多少倍。眼见得的事实是，许多作家已写了或正在写着长篇小说。据有卓识的评论家说，这是因为当年崛起的那批青年作家，已进入或正进入中年，由短篇而中篇练好了他们手中的笔，写长篇正当其时，且断言必有惊世或传世之作出现。
预言类同占卜，幸而不幸都可能言中，窍门在于含混，决断则难免露出破绽。岁月不光增长了他们的年龄，也增长（cháng）了他们作品的篇幅，这也算得上文学发展的规律么？若其必然，世界为斑白者独占，年轻人只需祈祷早生华发，岁月自会有如意的安排。再容我问上一句：“五四”以来的作家可都是少年夭折或英年早逝，何以惊世或传世之作少得那么可怜？
先前可怜，不等于现在可怜，至少评论文章中有皇皇的记载。近年出版的一些长篇作品，已被及时地加上史诗、奇峰之类的冠冕。若说这是走向世界的号角，要的是嘹亮而悠长，未必可取倒也情有可原——我们总得和他们扳齐。若说这便是攻略的成功，恕我唐突，怕只能说是山大王式的虚骄。我们毕竟不是中央帝国。
不必是精细的读者，至此已嗅出这篇文章的味儿。我得赶紧补上一句，对已发表的赞颂任何一部长篇的文字，我均无异议，不过是晋人也忧天，径直贡献一点乡愚的浅见。愚者偶有一得，岂敢鄙薄智者仁者的见智见仁？——我先预定下我的偏狭、浅薄，还有怯懦。
事有不尽然者。原也起下了勃勃的雄心，要将现今走红的长篇悉数读尽，写篇所谓鸟瞰式的洋洋大文。做起来方知不过是懒人的狂妄。七事八事的打扰，三个月才读完一本《活动变人形》，悉数读尽怕墓木已拱。好在许多看法早在胸中，读书原不过是找些佐证，读一部和读十部不会有大的悬殊。好处说声实获我心，坏处说句与君相左，道理只能是自家的道理，不吠影也不吠声，更不敢冒充学者的公平。如若先到手的是另一部书，改动的不过是那个副题和文中的几个例证，文章还是这文章。偏偏撞在了这《活动变人形》上，得先道声包涵。没有“先擒王”的大志，却暗合了“当挽强”的自尊，意外的收获实非始料所能及。
二
读着《活动变人形》，我不时地想到长城，那迤逦数千里的古代的骄傲；偶尔也想到故宫，或许该是阿房宫，那北构而西折，覆压三百余里的逝去的辉煌。由江南某城的林荫小路，写到欧洲那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又折回古老的北平，末后写到遥远的西北边疆。辽阔的空间跨度，勾人旅游的向往，时间的跨度，更是漫长。倪吾诚的祖上和岳母辈不必说了，仅他与倪藻两代人，贯穿了整个现当代历史还有余头。难怪见没人说它是史诗，有位评论家要忿忿不平。委实冤枉。冤枉的不是作家而是评论家。鉴定为史诗又要怎样？以时间的跨度而论，我们的长篇小说有几部不是史诗？只是这史诗须得作“文学化的历史”解。以西方中世纪的一种文学样式，作为对中国当代作品的褒扬，本已牵强，再作这种字义的阐释，早已荡然了那褒扬的美意。
不怪作家也不怪评论家，我们的文学从来就是史的附庸，六经皆史内中就有《诗》，寓史于文更是古代墨客的自期。就是现代的作家，其使命感更多的是反映现实——明天的历史。使命感成了“史命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跟我们写小说反映现实，揭示人性，鞭挞丑恶没有质的不同。然而孔子是历史学家，文学却有它独立的品格：不是去说明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以自身的价值填充历史。
不必否认《活动变人形》是史诗。至少作者有史诗意识，他要以一部小说，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反映那个漫长的时代。
史的文学观，决定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写短篇还不要紧，一到写长篇，首先萌生心头的便是那史诗意识。要反映时代，自然是拣那大的，长的。王蒙先生的使命感更强一点，写出的当然也就更像史诗。那位评论家慧眼独具，言之不诬。
人皆可以为圣贤，人皆可以为尧舜，谁也不甘于平凡，总得出众人一头地。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据说也是全人类的共性。作家要成为圣贤，成为尧舜，当然就得写伟大的作品，而伟大的作品又莫过于史诗。写史诗当然就得先存下史诗意识。史诗意识说到底是伟人意识。
不幸的是，现今的世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有伟大的平凡，却没有平凡簇拥着的伟大。政治不过是一种职业，写作更不在话下。作品可以确立作家的存在，得这个奖赏那个头衔，受到众人的爱戴，但意识属于人格，在人格上作家与普通百姓绝无两样。伟人意识的存在，可促成情绪的高涨，于写作不无裨益，一旦掺入作品，却只会造成戕害。写作要的是纯情，来不得半点矫饰和虚妄。
在叙事方式上，《活动变人形》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甚为相似，都是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述往事的，也就是从现时的感受中寻找记忆中的形象。比如《追》中，主人公马尔赛勒是由吃了母亲送来的一种叫做“玛德莱娜”的点心，又将一匙茶送到嘴边，茶与点心碎末混在一起接触到上腭的一瞬间，产生的那种极度的快感，回想起列奥妮姑妈，回想起当时在贡布雷所发生的一切。而《活》中，倪藻是在西方的那个港口城市，见到父亲的旧友史福岗太太后，也是在“茶水似乎不那么新鲜，也不那么热，史太太端来一盘糕点，他吃了一块蛋糕，很好吃”之后，又由史太太的一番提问和感慨，引发了他的遐想，“忽然发现，旧事并没有消失……存贮在每个经历过旧事的人的心里”，于是才有那一章接一章的对旧事的追溯，最先想到的又是静珍姨妈。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2）
还有一点也极为相似，即作者、叙事者、主人公或主人公之一的基本重合。《追》书不去说它。《活》中，第一章第一节中的那个“我”，起初不知是谁。从第二节开始便是语言学副教授倪藻的活动和回忆。续集第三章写倪藻将姨妈接到西北边疆的一个小城。第五章即全书最末一章，第一节中，“我”回忆在戈壁滩干校里的朋友，那个朋友对“我”说：“老王，你信不信，就看机缘，给我机缘，我照样能当厅长、部长……”随后又将“我”与倪藻分作两人，这儿提到“我”曾访问西方的B市，前面倪藻他们曾在B市登机。据此是否可以说，叙述者的“我”即主人公之一的倪藻亦即作者王蒙？
但是两书又有着绝大的不同，主要差别不在技巧，而在叙述的笔调，即文体所显示出的作者的心态。普鲁斯特终其一生是个病人，写作是他的生命，面对死亡他是那样的平静，因而他的笔调是恬淡的，超脱的。为什么这样平静的态度竟然能产生美学上最大的激动人心的效果呢？莫洛亚的解释是，它正好能唤醒这部故事本来应该压抑下去的感情。（《从普鲁斯特到萨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态度这感情，是消极的，没落的。
《活》是昂扬的，甚至是亢奋的。如果说《追》写的是生到死，那么《活》写的则是死到生。我不否认作品的主人公是倪吾诚，也不否认写倪吾诚一生的艺术价值与社会认知价值，我说的仍是笔调和心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别人死了，我活着，还活得更好，虽然我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
“老王，你信不信，就看机缘，给我机缘，我照样能当厅长、部长……”
父亲没有，朋友没有，但我有。
这种心态，不光《活动变人形》有，张贤亮的《绿化树》中也有，他总要写到章永■走上大会堂的红氍毹才罢休，才觉得够份儿。本该是多好的一部作品，就这么叫人倒了胃口。
怨不得他们。这实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心态，顽劣的更甚，优秀的也难以免俗。人生不过生死二字，我们颠来倒去总摆它不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得多么好听，可惜只是忧患时的护符，一旦忧患过去，总要试试，看生死二字调换过来，这话是否也一样的灵验。还要千方百计甚至生拉硬扯地把它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伟人意识，实际上是小人物心态。文学是人学，中国的文学终难甩脱中国的人学。
在混同的情况下，既然不能使两者拉平成为民主意识，单为文学计，权宜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剥离。有伟人意识的强化自己的伟人意识，有小人物心态的固守自己的小人物心态，这样，纵然写不出《追忆逝水年华》，至少可以写出类似《堂吉诃德》和《好兵帅克》那样的杰作。但它的前提却必须是对自我属性的认定，而一旦认定，伟人意识已不复是伟人意识，小人物心态也不复是小人物心态。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无法打破的怪圈。
莫非中国文学命中注定要在这怪圈中往复循环不已？
希望在于来日。我们理应昂扬，但更应当平静。因为艺术需要的是和谐，平静离和谐近点。
三
未必是史诗意识的亚流，但多少总有点扯不清的干系，制约着当代长篇创作的文化阻隔，还有一个便是哲理。我们是个讲理的民族，讲理的国度，好事坏事都能讲出理来。好色之徒可以说他“好色而不淫”，想娶小老婆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男女授受不亲”的孟轲，还可以说“嫂溺援之以手”，特殊情况例外，又有人道主义又有辩证法的成分。欧阳修身为中宰，竟说“王法不外乎人情”！
我们的理几乎全是些横说竖说都有理的理，缺少的是哲——严密的逻辑。现在看出来了，轰然便兴起了西方哲学热。看中的偏不是苏格拉底和黑格尔，倒是叔本华和尼采这样的尖端人物，理没有哲，反而更其混乱，各有规矩，自成方圆。文学家自然不甘落伍，完成“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乃至重建中国哲学的伟业，舍我还能有谁？
于是中国的文学便找到了依托，出现了生机，充满着这样那样的哲理。据说哲理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有人便自命为哲理小说家，先占住这个最高的位置。
我们的小说家挤在一条小路上已人满为患，而哲学家却鲜如凤毛麟角，你有那么多的哲理，该写成一篇又一篇的哲学或哲理论文发表出去该有多好。文学作品可以蕴含着哲理，但哲理绝不等于文学，说哲理是文学的最高境界的人，只能说他不懂得文学。文学的圭臬是感情生成的意境，对于意境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