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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时候。我发觉她在克制自己，她紧紧地抓住桌边。我后来只看到她坐在桌后，有时坐在扶手椅上，但从来没有坐在长椅或沙发上。她几乎从不站起，除非当她又唱又跳的时候。《蓝月亮》或《印度之歌》中的伦巴。我只有一张她站着的照片。她在一大群人当中抓着扬的胳膊，本能地掩饰自己矮小的身材。
“我一生都没摆脱这困境：我不以穿着引人注目，免得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一个太矮小的女人身上。”于是，她就进行补偿，以别的方式引人注意。她提高声调，头上总留着波浪型头发。在女权运动期间，她大谈特谈“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等级”：男人是过时的，因为他们蛊惑人心；男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无法听到自己的蠢话；男人是病态的，因为他们想赢得战争。她说，几千年来被男人指定在黑暗中生活的女人，她们有种能蔓延的直觉，有种神秘感，轮换感，感觉到时间飞逝：“无论是哪个女人都比男人更神秘。”
然而，她很快就想男人了，她声称所有的战斗精神都减弱了。她很久以前就已不信东正教，甚至从来就不信。因为对她来说，女人就是母亲：“不当母亲会失去半个世界。”她说她从来不想当男人，只是希望别人不要强迫她去管家。然而她却在管家，我听见她问：“今晚你做什么吃？”我看见她削土豆皮，使用长柄平底锅和漏勺。
面对男人，她会变得更加模棱两可：“由于听说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变主张。他们不能糟糕到这种程度。”
对于她的这种愤怒和妥协，我已记忆模糊，但我确切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对我的或者是对她自己的那种温柔的，对，温柔的叮嘱：“你知道，男人，应该非常地爱他们，非常非常地爱他们。否则，就不可能忍受他们。”
一群群女人离开了诺弗勒。摄制组来了。玛格丽特说她拍电影是为了找事干，“为了打发冬天”。事实上，她在用摄影机寻找文学失落的东西。她在玩电影。因此，她是在进行改革。她有时不要演员（《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有时甚至不要画面（《大西洋人》，四十分钟有三十分钟银幕是黑的）。有时她一边念台词，一边让雕像（《塞扎蕾》）、马路（《否决之手》）或更糟：流动的水（《奥莱丽亚》）等画面接连闪现。这时，她的声音成了唯一可供阅读的“电影”文字。幸亏，她的声音就像一种咒语，有一种魅力。
玛格丽特不像帕尼奥尔、科克托他们，她不是一个拍电影的作家，而是一个把作品搬上银幕的作家。她喜欢笑——而我则更喜欢写作。她捧腹大笑或打趣，当她的语言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使自己吃惊时，她会露出一副十分调皮、可爱的样子。在这一点上，我想，她把自己当成别人了：“你看，我可以什么都不拍。拍词汇。本身立不住的词汇。是这样……一些极度疲乏的东西。”
她指出：“我无所适从，不合时宜。”而我呢，偏偏喜欢这种不合时宜，我毫无保留地爱她，因为她不合时宜。
有时，她自我赞美：“我知道我的电影很重要，尽管它引起了一些感情上的反应。”有时，她又忏悔道：“我拍的每一部电影，我觉得都不值得。”
女友杜拉斯（19）
她贬低电影，甚至当着她的剧组的面。剧组成员们大为吃惊。她对他们说，文学、绘画和音乐能改变人，电影可不行，绝没有文字那么大的力量：“因为文字包含了电影所包含的一切。一个字包含千幅画画。”对技师们来说，她是无视传统的，但她把他们拖进了她的探索当中，向他们展示了什么叫自由。她的总摄影师，布鲁诺·纽顿说，她是登山组的带头人，她使他忘了受过五年的严格训练。那天晚上，玛格丽特在饭桌边搂着他说：“你我交情不错，不是吗？”她显然与所有的人，与多米尼克·热纳维埃夫都有感情。她很苛刻，但她信任和真心热爱那些支持她、跟着她走的人。
当诺弗勒热热闹闹、她在大拍电影的时候，我却在外旅行。
“你在国外找什么？没必要去莫桑比克，伊夫林省什么都有，到处都是。”
“伊夫林省还没有妇女武装斗争。说到底，还没有。”
“啊，你去那里是因为你感到厌烦，就像我一样，对电影厌烦了。”
但她从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中得到乐趣。她有一天竟对我说她拍了一部“完全是天才之作的电影”：“我这样说使你感到震惊吗？我是说真的。”或声称她有一种用电影“杀人的欲望”：“我改变一切：与金钱的关系，与观众的关系。观众懂不懂我才不管呢！”
不管她说什么，我都没有生气。只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既不很明了，也不很刺人的话，但我至今不忘，因为当时我惊跳起来。她当然是随便说的，谈起一件不知是什么事情：“那些以空泛的材料为生的人与我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是她这种曲解人意的说法使我印象深刻，还是她对集体的全盘否定使我感到特别不快？这句话，我立即记了下来。不过，她后来公开说了，而且也发表了，但我没有再感到尴尬。相反，我喜欢她的大胆。谁敢肯定自己的个人选择而完全不考虑社会反应？谁敢自己一个人绝对冒险地生活？谁敢如此向孤独挑战？
玛格丽特常对我说，她不谦虚，因为谦虚是虚伪的，是软弱和懒惰的借口。她强调说：“谦虚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她常对我说：“你太谦虚了。”这还是因为我不是作家吗？
在那几年，我还不为此担心。我抛弃了童年的野心。现在，我周游世界，抚养孩子。艾里克保护着我。
后来，他不再保护我了。他远远地离开了我。他抛弃了我，就像当初抛弃金发小女孩们的母亲一样。重复。重复的痛苦。他的女儿们再次被父亲抛弃，由于一个泪流满面的女人。继我父亲之后，又一个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年，1975年，玛格丽特去戛纳推介《印度之歌》。电影节的专栏作家们在嘲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卷衣领的女星。有篇文章写道，观众们把她当成引座员了。但玛格丽特穿着她小小的短裙和折价买来的饰有金银箔片的羊毛衫，在“闪光灯”中踏上了颁奖台。获得了荣誉。欢呼喝彩。口哨。她最后总是强行让别人接受了她。
女友杜拉斯（20）
“他是永恒的。”
玛格丽特一语道破我的忧伤。这种概括使我彻夜难眠。艾里克离开我的同时，睡意也离开了我。
“他是永恒的。”
玛格丽特没有给我以任何的安慰。她直奔神秘的中心。
“我原以为他不会变心。可以与他一道生活下去。”
她加剧了我的后悔，但她道出了事实：我也没想到艾里克，这个高大而爽直的威金人1，这块北欧的石头也会产生裂缝。他把他的女儿们交给了我，既无正式条约，也非爱情的允诺。她们预示着美好的未来。但永恒并不存在。玛格丽特让我独处，面临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时大家都会如此。
我为自己的盲目和我左倾的乌托邦付出了代价。报社的大门朝偏见太重的记者紧闭，对玛格丽特来说，一个没有激情的记者是个蹩脚的记者。但与我交情不错的主任们却向我解释说：“不是你的才能成问题，也不是因为你写的东西别人总能反驳。大家怕你在企业委员会里惹麻烦。”但愿他们知道他们是跟哪个没有火柴的纵火狂打交道。我从救生所转到了精神病院。当我出来时，玛格丽特给了我一些珍贵的指点，我当时没有理解，但直到今天，每当与朋友分手和人生出现突然转折时，它仍在我耳边回响，我也把它转告给我的朋友们。
玛格丽特首先驱赶自己出事的念头。她不能忍受这一点。她让自己变成魔术师。她不停留在事情的起源、原因和发展上，而是把它当成新事业的起点。
“不消灭已经存在的东西，人们将一事无成。不摧毁就谈不上任何建设。你在摧毁已经存在的东西中度日。所以，你是在自我模仿中度日。”
对自我模仿的恐惧使我没有厌恶自己，也没有陷入被抛弃时容易产生的虚无当中。
玛格丽特还给她的听众比勇气和自尊更珍贵的东西。当然，她以自己为榜样：“我总是与自己作对，破坏自己创造的东西。你看我的书就知道了。”
她五花八门的书还真是好榜样。艾里克的离开将促使我重新创造生活。但什么时候？如何创造？
“愚蠢的问题！你又不是先知先觉。慢慢来吧。什么事都不干就什么时间都不会失去。这太难了。”
有时，我把正中她喜欢的故事和引言转告给她，她听了以后笑着说：“正是如此。”
“诗人圣…保尔·鲁睡觉时，在房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诗人在工作。”
“是这样。”
但什么都不干我会死的，我的重建工作需要四年。
夏天，我和她一样独自住在诺弗勒，我们一道散步，她还是亲自开那辆标致203。哪里风景美她往哪里开，或者，给自己定一个模糊的目标：重见照在麦子上的一道光芒；寻找雄鹿出没的森林；她向我指着拉戈昂…伊夫林省的大雪松说：“你不认识它，它应该有一千岁了。这是一棵千年古树。”
她很喜欢“千年”这个词。她总是重复她喜欢的东西，好像是为了肯定她脑海中闪过的东西，核实其内容、响声或暗示意义。
“千年，你看岁月如梭，几个世纪当中，一切都突然出现在雪松周围。没别的痕迹，除了这棵树。没有文字的时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很可怕。”
我们发现了我们童年时代都曾学过的词：贝加尔湖，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词音节互相碰撞，有些奇怪的地名，还有些织物的名称：山东绸，柞丝绸。一天晚上，在朗布依埃森林，湖面泛着珠光。我对她说：“珠光，正是这词。不过，写出来就显得乏味了，内涵缺少诗意，不能用。”
“把‘珠光’这个词给我，我替你把它变得焕然一新。”
我们也走进几个村庄，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些村名。
“我们是不是回布瓦西…桑萨瓦尔？”她一听这话就笑，每次都轻快地说：“我已经没有了。”1她散步时不刻意做标记，但总能及时辨认出道路来。她数着停在庞恰特雷恩湖简易食堂前的大货车时，心里并没有什么打算；当我们在诺弗勒老街的咖啡店里坐下来时，她没做任何记录。但在《卡车》当中，她将坐在热拉尔·德帕迪厄旁边，而咖啡店老板的名字阿里奥纳，在《摧毁吧，她说》当中将成为伊丽莎白·阿里奥纳，正如《河流与森林》中玛格丽特－维克多尔·塞内夏尔是当地一位女园艺师的名字一样。
女友杜拉斯（21）
这类有意无意的借用无疑可以统计出许多。她像开发一块沃土一样开发诺弗勒和伊夫林省。一点都没遗漏，就像她后来开发诺曼底一样。那些肥沃多产的土地与亚洲被水淹没的土地形成对比，玛格丽特不断地为母亲复仇，每本书、每部电影都对着太平洋的水而来。她利用一切，利用帮助她的人，利用她与她的技师部队所占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