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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死亡，这种爱情将永远变得更为强烈。”
这种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唯一可能的事情——使她恢复了写作的力量，从而也恢复了生活的力量。就像圣人是上帝的说情者一样，爱情是写作的说情者。
玛格丽特去世后，《电影手册》曾问伯努瓦·雅戈，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伯努瓦只简单地答道：
“她应该是爱我的。就像一个她应该有的情人。”
我打电话给她，打到特鲁维尔：
“你好吗？”
“很烦。”
“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烦中度日。”
“看书吗？”
“看《圣经》。你呢？你得找回帕斯卡尔1的书，永远不要丢了。”
她谈起犹太人，说他们的尸体无埋葬之地，在地球上逐渐消失。
“死去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呼唤他们，找到他们，在河边，路上，在首都。”
她谈起集中营，谈到那些内地的大陆，夏天如蒸笼，冬天像冰窟。离大海非常遥远。
我觉得在特鲁维尔，由于靠近水，她会感到很满足。
“你不写作？”
“写，写一点。很艰难。我们谈点开心的事情吧，‘开心’，鸡奸者从我们这儿夺走了这个词。他们夺走了一切。而那是个很好的词汇：开心。是啊，多好的词汇啊。”
她笑了，露出那平易近人的笑容。
我在笔记本中找到了那段电话通话的记录。我之所以记下来，也许是因为玛格丽特不在诺弗勒，我想念她了。在她去特鲁维尔之前，我记下的东西恰恰相反：“我有时走得远远的，甚至在谈话谈得正欢的时候，我让自己充耳不闻，好像是为了听不到她所说的话似的，我怕受到她的影响。”
某种抵抗，玛格丽特感到很高兴，但她提醒道：
“你有时心不在焉，这不可思议。”
然而，她让一个瑞士记者来找我。这位记者在做一个关于她的广播节目，他告诉我说：
“是她建议我来问您的，她说您百分之百地接受她。”
玛格丽特并没有说过广播里的那种话，但我在内心深处放心了。她说：
“我喜欢那些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而不喜欢那些曲解我的人。”
我想念她的笑声。为了听到她的笑声，我放了一段她与一个女大学生的谈话录音。那是她让我录的。她的笑声在我工作的房间里回荡。多开心啊！我听见她说：
“只有失去自己的痕迹，才算得上是真正开始写作。从《如歌的中板》开始，我才有了写作的基本素材。那已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的素材了，而且，我的作品诸多重复：章节、部分或全部我都能在别的书中找到，好像那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拉博尔男人》甚至曾是一个书名。”
说到这儿，她笑起来，很脆，很天真。
女友杜拉斯（32）
“我想谈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最后的结果。好啦，书一写完，我就忘了它是怎样写成的，我想，哪怕是在我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成的，这也是写作的一种定义吧。”
那位女大学生问她写不写爱情小说。
“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有些曲折的情节，啊，我才不写呢！”
这时，话语之间充满了嘲笑。
“整个十九世纪都由此组成。司汤达还神秘一点，我喜欢司汤达。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她笑了。在这场谈话中她经常笑，我也常听到她说这句短短的话：“你再给我一点酒。”
“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在我的书中，爱情是突然出现的。但不是因为爱情才写书，而是由于丑闻，在它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像鼠疫，像火一样非同寻常的社会当中。”
她问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
“你呢？我不能跟不懂得爱情的人谈论爱情。我没必要跟那些不懂的人说。”
笑声变得更沉闷了。有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在场，她变得温和了一点。那是个加拿大人。更好了，是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上的。她马上就来了兴致：“冷吗？很多海难？族内通婚？”
“你的国家，就像个传奇故事。”
玛格丽特对遇到的人确实很感兴趣。她问他们，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应声虫。她没有名人的那种冷漠，尽管人们像采访名人一样来采访她。
“我从来不让步，不过这怎么说呢。我现在更少让步（笑）。永远必须碰运气。什么险都冒，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喝了一点酒。”
她的口气一下子亲密，一下子威严。笑声当中，她拒绝向那个女大学生做基本的解释：
“爱情？你应该懂得，我之所以写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因为我爱她。但促使我动笔的，是写作，是激情，是想意识到自己的激情的那种激情；是写作过程中发现的那种领域。我并不想简单地写每一个人。我喜欢我的邻居，我想把她写到小说里。不，是因为能意识到这个邻居对第三者的感情。是介入到别人的事情当中，假如我有本领，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本领。我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城堡介入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然后受到接待，听到副领事的叫喊。这种自身向作品转移的过程，就是写作本身。这非常微妙。在我写的东西里面，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我从来不会弄错，但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我只编造了叙述的由头。所以说，一切又都是真的。只有一个人不是真的，那就是劳尔·V·斯泰因。我认为劳尔·V·斯泰因就是我，所以我不能编造这个人。那个女乞丐是真的，副领事是真的，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真的，湄公河是真的，加尔各答是真的。唯一不是真的东西，是我。我与生俱来的问题，是弄清楚当我讲话的时候是谁在说。如果说有编造，这就是编造。”
那个女大学生惊呆了，又谈起了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著作中第三人称的用法。
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这太复杂了！”
她向我转过身来。
“磁带录到哪里了？还剩多少？她是不是还有很多问题？你给我一点酒。”
她对女大学生说：
“这场谈话，你可以把它叫做‘谁在说？’”
接着，她又对我说：
“今晚，我们是不是做番茄酱？”
这次谈话是1982年7月24日录下来的。
就同一主题重复进行漫长的谈话时，玛格丽特往往会建议录下来。
“让它失去这也太傻了。有时，我还是挺有才气的。”
她不时地对我说：
“瞧，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不会忘记。”
她给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干，你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到我死为止。”
女友杜拉斯（33）
“你还是不要去《Apostrophes1》。”
玛格丽特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开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经戒酒了。戒酒使她对某些东西更加不能够容忍。她第二次接受医生们的建议，她被诊断得了肝硬化。但她讨厌自己戒酒，就像讨厌所有俯首帖耳的行为一样。
“你不要向这种庸俗的东西低头。我不拒绝拍照，但我拒绝在电视这垃圾桶一样的东西上露面。”
玛格丽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说，作家怎么要亲自去捍卫自己的作品？作家对此应感到耻辱。不过，应邀为我的新书《大纪实》参加这个文学节目，我还是挺高兴的。她没有跟我谈我的书，或者说我不记得她跟我谈过。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儿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见过布朗肖、贝克特、格拉克吗？”
“这种等级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几？”
“啊，对。”
这个节目是为我的书促销的，甚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她也觉得不光彩。
“读者应该独自寻找自己的阅读之路。”
“我叔叔会说同样的话，但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她不想再听什么，我几乎带着羞耻走向贝尔纳·毕沃的镜头前。
节目播出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还可以，你没有失去尊严。”
我期望有更详细的评论，但她却啰嗦起气候和冬天的寒冷来。
“树变得光秃秃了：我喜欢这个一览无余的季节的透明。”
一个透明的季节，这景象吸引了我。我忘了她对我的工作的沉默，甚至忘了她的蔑视。我只问她这一点：冬天的景象，我因此而喜欢她，因为这个一览无余的冬天。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崇高了，就像她使一切都变得崇高一样。从个别到一般，从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学。而且，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变化。
她让在水塘边钓鱼的孩子淹死在水中。但愿他已经淹死。她产生了淹死他的念头。应该救他吗？收留他？让他灰心丧气？那天结束的时候，她对这个被淹死的孩子已无可奈何：她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乐地亲自讲述她是怎样重新安排情节的。她不用“社会新闻”这个词，这个词与现实关系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写作的事实，因为那些事实是不由周围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或者是她觉得有神秘意义的事实。有时，她也制造神秘：
“我巴黎的家中有场可怕的风暴。整个巴黎都像着火了一般。在我朝着内院的厨房的窗前，我看见百叶窗开了，出现一个女人，接着她又出现在另一个窗中。这种移动使我大为惊讶。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开了。声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发、战争爆发的声音。她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紧，很用力。她笑着，跟他讲述着风暴，孩子没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个招呼。那个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扑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曾试图触碰雨水，触碰声音。这情景持续了没多久，但是异乎寻常。出什么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觉到了。我对自己说：‘她疯了。’但她极为神奇。她对着暴风雨微笑，为的是让那个孩子不感到害怕。声音震耳欲聋，如千百辆坦克轰鸣。面对这巨大的声响，面对闪电雷霆，孩子毫不畏惧。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已成了一场对话。它向我提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想写一个剧本：一个只有两个人物的剧本。某人就此事询问某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讲述这场暴风雨时，那场景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走得越远便越接近真实。”
她的幻觉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心理基础，出发点也很模糊。窗前有个婴儿，死了一只苍蝇，猛犸原始的脚步在枯枝上回响，她伸长耳朵，听到低语声和裂开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树会倒下来的。”
女友杜拉斯（34）
“？”
她笑着说：
“啊，是的，我完全承认自己很悲观。”
她就这样，突然从严肃变得荒诞。我喜欢她常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喜欢她会突然心不在焉，喜欢她那种说来就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欢西尔维亚·巴塔耶锋利的短箭和她让人困惑、让人震惊和心跳的出尔反尔一样。孤独的女猎手协会，不伪装，不安静，几乎没有理智。
我有时记下她说的话。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笔记本。
玛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坐着，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