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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无法想象这种缺乏智慧的性爱。”
终于，她第一次向我投来一种默契的目光，她十分可爱，知道失业使我难以忍受，知道我数日来找不到工作。她建议我为某报采访她。当时，1977年，人们不愿挤来挤去记录她说的话，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机会。她又给我一份意想不到的精美礼物，也许某个妇女杂志会用我的这份采访。
“你同意把稿子给另一份月刊吗？在那份月刊上我们能占更大的篇幅，比如说《玛丽·克莱尔》。”
她说她对妇女报刊没有任何偏见，严肃认真地对妇女说的话越多，这个世界就会越因为妇女而进步。
采访是在诺弗勒她的家中进行的。我录下玛格丽特的话，录了好几个小时。她负责换磁带。
“应该全都留下来，哪怕是重复的话和沉默。还有‘你’这个称呼，因为我们以‘你’相称。”
我知道她喜欢原始材料，就像在《话多的女人》中一样，那是她和艾克萨维埃尔·戈蒂埃一起构思的一本书。但在报纸中，重复和沉默只能是让读者感到厌烦的累赘，比如说以“你”相称，会妨碍读者与提问题的人打成一片。“好，”她说，“照你的意思办。”她没有要求读草稿和定稿。《玛丽·克莱尔》的总编雅克·加莱远非杜拉斯的崇拜者，他可以说对“这个夸张的女小说家”无动于衷。起初，他嘲讽他所读到的东西：
当人们听到身体发出的声音，听见身体会怎样撞击或让周围的一切沉默，怎样日夜过完整的生活，采取所有的行动，我将说那是欲望，说穿了那是身体上最专横的东西。如果不了解这种形式的激情，对肉体的激情就一无所知。在激情当中，人会变得多细孔、开放、穿孔，再也听不进别人讲什么。激情悬在世上，准备穿越甘愿让其穿越的人们。上帝的激情或人的激情，我不做任何分辨，从此，人们知道如何容忍被事物穿越的他人，容忍音乐、文字。总之，容忍一切。
然而，这总编越读嘲讽越少。他大声地念出了某几个段落：
在现代青年中，最使我震惊的，是这种欲望没有任何确切的形式。人们想做爱，但不想与“某人”做爱。只要这种欲望没有被人感受过，人就仍在模子当中。一个爱情故事远比上床45次重要……我甚至觉得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来说，虚无这个词太美了。虚无被这么多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以同样的方式体验过。欧洲经历着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烦恼……
总编被折服了，最后说：
女友杜拉斯（24）
“这完全是为我们而写的，一切尽在其中：爱情、性、家庭、孤独。好，政治，写作，可以砍掉，不，太精彩了。”
他给这篇采访多加了一页，并以一个记者的精明，给文章取了题目：“一个爱情故事比上床45次更重要”。
这个连蒙带骗的题目并没有使玛格丽特感到尴尬。她开玩笑说：“取得好！”好像这句话不是她想出来似的。
她第一次在采访中提出“死亡疾病”。这种表达方式有天晚上在饭桌边已让我大为震惊。她是在提到斯大林主义时用这个词。这回，她说：
“有一种爱情病，它是一种绝症。有伤害、结核病、癌症，然后死亡，好像有一种绝症似的。大家都会得的。爱情是个例外。唯一的解脱办法在于个人的层次。”
她后来把“绝症”分发给同性恋者，然后，范围更广，分发给所有不能爱的人。
我看她在读我带回来给她的那篇采访。她为自己的回答惊叫：“没错！”“正是这样！”那种小顽童式的清纯毫无虚荣的成分或至少没有一点自我陶醉。
《玛丽·克莱尔》的总编提出来要雇用我，她很高兴，表现出同样的热情，而进入妇女报刊我还有点不满呢！
“接受吧，你将走出困境！”
我在社会中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位置，这要部分地归功于玛格丽特。这位置很小，但很重要。我又有了一份工资。我醒得没那么早了，四周的雾也没那么浓了。
接下来，我得战胜忧愁。它突如其来地渗入灵魂，扰人不安，无法控制。
“你要做的一切就是习惯它，”玛格丽特概括说，“人们以为忧愁只是某些人的天命，其实它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东西。自从我知道忧愁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后，我便不再怕它。”
好像忧愁被理智控制住了，好像可以制止它掐脖子、肺和肚子，好像可以留住食物，让它穿过身体，变成水，好像人可以指挥睡眠了。
玛格丽特的唯意志论有时与一种天真的否认相类似，她否认可能暴露她弱点的东西。
她自豪地说，她从来没有服用过安定药和安眠药。但在小酒杯里流动的酒又是什么？
“我自从肝硬化后，便再也没有喝酒。”
“结果呢？”
“我的身体并没有恢复。”
于是她不再充好汉，她承认说：
“在孤独的痛苦中，有一种极具诱惑力的东西。我可以面对树木，一动不动地坐上好几个小时。但这不是要别人也这样。我更喜欢周围有东西陪伴着我。”
在孤独的痛苦中，甚至可以给母鸡取名字。我还记得起有些母鸡的名字，如拉莫尼娅、若斯亚娜、艾伦小姐，只有它们围在她身边，在客厅里觅食。
“你觉得我也应该在家里养母鸡吗？”
“你不是养母鸡的料。”
她那些不容置疑的谜一样的话，我听了总要发笑。要是她能知道我生来是干什么的那就好了。为了什么都不干？为了像她一样远离母鸡的时代。她今天还谈起此事，口气有点生硬：
“孤独是个有吸引力的老东西，人们像拴恐怖一样拴住它。不过，要是说有进步，那就是妇女们发现了孤独。”
进步，假如她们发现丈夫不再是保住名声的必要条件，假如她们不再仅仅因为害怕孤独而强迫自己忍受一个丈夫。但那是一种她们不喜欢的进步。
“她们还不知道……”玛格丽特模模糊糊地说。她喜欢扮演她那个预言者的角色，不强人所难，只为了让人吃惊。她的省略号就像通灵者的预言一样吸引着大家。
也许有些必须知道而我同样不知道的事情，但慢慢地，我觉得孤独不那么让人难受了。我的被弃感也没那么强了，朋友也重新接近我。他们曾躲避我，因为我对他们过分需求使他们感到了压力。难道，人们羞怯地在自身发现的这种新的力量，这种只有个人能够达到的力量就是进步？
人难道只能攀登个人的阶梯？甚至连玛格丽特也产生了这种政治醒悟？1977年，她在这个领域就像在别的领域一样，是个急先锋。
女友杜拉斯（25）
她说她决不会与集体分离。有时，她说她所谓的“集体”就是上帝。
“现在，我说的是上帝。情况已经变了。因为词就是这个词，很实用。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创造出来的。之所以有这个词，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有时，我对‘上帝’这个词还躲躲闪闪，但不管你说不说出来，这个词都是存在的。”
我们散步时，常常走到附近的墓地里停下来。马莱伊…勒吉庸就在诺弗勒边上，晚上回家之前，我们就在那里度过。玛格丽特记得住那七个年轻的英国士兵的名字，他们被埋在这块用围墙与平原隔开的小小的方地里。从墓地中只能看见天空和云。没有任何东西越过围墙，没有树，没有农庄的建筑，也没有屋顶，那地方虚幻得就像死亡一样。玛格丽特像背诗一样，念着这七个自天而落的年轻人的名字：“肖、威廉、坎宁安、米勒、麦迪克、瓦德、史密斯。”我今天刚去那里，把名字重读了一遍。我们听见汽车在远处的高速公路上发出隆隆的声音，但很模糊，像是海岸，死者家乡汹涌的波浪。她说：
“这些普通的名字，代表着整个英国。”
她没有与我谈论死亡，我相信当时也没有和别人谈过。她没有提起她的小哥哥，也没有提起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两个人还没有开始真正生活就死了。她现在还到处寻找他们。后来，在诺曼底，她又迷恋起别的英国墓地来。
在散步途中，我们互相讲述自己的噩梦和失眠。我梦见自己把头交给了她，那已经变成了一个鱼头。她把它放在她的床头柜上。或者，我把头给了她，但她宁愿要钱。
她笑道：
“你的头，你真不知道用来干吗！但你梦见的是我的母亲。她宁愿要钱，这一点毫无疑问。”
由于玛格丽特还不是太富，所以她并不知道她很吝啬。后来知道了，但也没有改变。她天生有节约的习惯。不管穷还是富，她的本性将占上风。
她跟我讲述了她刚做的梦。她说：“为了让你想得起来。”有时，她又这样强调：“你将知道我曾跟你说过。”或者说：“这事，你不会忘记的。”当她给我几枚英国薄荷的插条时，她明确地说，她想让她曾喜欢过的东西持续下去：“这样，就会到处都有了，哪怕在我死后。”
于是，我记下了她的梦：她听到有人在演奏，《伊甸影院》中的华尔兹。音乐来自楼梯后面的一个地方。她问：“是你吗，卡洛斯？”（卡洛斯·达莱西奥是《印度之歌》的作曲）但她母亲出现了，扬着死去的头颅。她说：“可我觉得你已经死了。”她母亲回答说：“不，我是假装的，为了让你能写这一切。”
我们站在那个七个英国飞行员的坟墓前。这七个小矮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抵御寒冷。
她评述着她的梦。我问她：
“这一切就是《印度之歌》吗？”
“不，是我为了产生爱欲而写的一切。”
“《印度之歌》让我想起旅馆的房间。”
想起在旅馆的房间里产生的爱情。
“是的，《印度之歌》激起人们的爱情，是吗？”
她哼着影片中的伦巴曲。我不敢问她，她死后想埋在诺弗勒的墓地还是这儿，马莱伊…勒吉庸。不过，我觉得她最终应该在这里，在这些小小的飞行员旁边安息。在这儿，我们可能还会相遇，紧紧挨着。
她的灵魂应该也在这个不大像是真的地方游荡。她既没有提起上帝，也没有提起她自己的死，但当一群接一群椋鸟飞过坟墓上空时，她突然说：
“我不愿意让乌塔卖掉诺弗勒。”
这时，她现实的一面让我吃惊：
“啊，这搞什么名堂！”
现在，是我让她吃惊了。她笑了。她笑着重复道：
“是啊，这搞什么名堂！”
女友杜拉斯（26）
“1978年7月31日，星期一，我开始拍《黑夜号轮船》。星期二晚上，我看了样片。我在记事本上写道：电影拍糟了。我对朋友们说：‘完了，轮到我了。’”
那年夏天，诺弗勒很热。白天没有风，让人感到烦恼。玛格丽特觉得丢人现眼了。我觉得她有点夸大，她到处在寻找安慰。人们安慰她。她的助手伯努瓦·雅戈建议她等到次日上午再决定电影是否停拍。
不眠之夜，百叶窗开着，朝着乡村。在思考的并不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假如这部电影停拍了……不，玛格丽特决不会放弃的。
然而，那天晚上，她想：“电影，完蛋了。我要重新开始写书，我要回到故乡，重新开始那种已离开十年的让人害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