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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起源于十七世纪初。沃萨尔当时的裸体画尚无人挑剔，但人们发现在他的一幅画中一个肚子开了膛的男子身上竟然穿着短裤，显得非常可笑。这只是个例外。五十年后，这种现象却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1628年，安德烈。杜罗兰的著作中的卷首插图（书中唯一的插图）就在被解剖尸体的私处画上一块布。约翰。利奥兰于1629年画的画也是这样处理的。朱留斯。卡斯黎斯（ 1627）画的尸体都穿着短裤。阿德利安。冯。戴尔。斯皮热尔（巴黎，1626）的画则是在私处前面画上花草。约阿纳。勒梅尔兰（ULM 出版社1639）则选择了葡萄叶或床单褶折来遮羞。1758年，戴迪耶选择了另外手法：过去人们在表现研究内脏器官进行肚子开膛手术时选的都是男性，而他却更喜欢女性，这样私处可以画得模糊些，自然不太扎眼。他这样做更符合十八世纪的时代精神，那时对维纳斯的崇拜更甚于阿波罗。这一潮流结束于十九世纪，让…巴波蒂斯特。布尔热利在他自己解剖论文集的首页插图中用一位裸体老人的拐杖巧妙地遮住一位成年男子的私处，而女人的私处则画得清清楚楚！在1545年，热米尼的画则是亚当裸露，夏娃遮盖，经过了三个世纪，人的观念完全颠倒过来。过去放行的现在却是道德所不允许的，而过去惹事生非的，现在却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行无阻。1836年和1839年布尔热利和雅各布发表了二十幅解剖图，对象既适用一般读者，也适用于专家。出版广告特意明示：“图画可拆开出售，便于顾客按需购买，特取消不对一般顾客的XX级图画。”难道对男女两性的会阴进行全面研究必须借助精美的图画吗？
该时期的风气比古典主义时期还不谐调，解剖图上的人都穿上了衣服，而普及解剖学的公开课却越来越多。想当初，沃萨尔曾在露天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做解剖。十七世纪的阶梯教室可以让上流社会的人士参观，而十八世纪，迪奥尼的解剖课则是在王家花园中上的。而在沙龙中，赞助知识界成为时尚，贵妇人可以参加解剖课。只不过讲课人要注意所使用的语言和涉及的内容。在十八世纪末，一位讲演人竟然在课堂上大讲生殖器，后来发现听讲的人都走光了：那些要求来听课的“笨蛋”一个个“掩着脸逃出了课堂”。
另一个不谐调的现象是，艺术摆脱了解剖书上的忌讳之后在表现形式上享有极大的自由，使医生羡慕不已。由罗马绘画和雕塑科学院出版的，由贝尔纳迪诺。冉高雕版的解剖图就反映出这种状况。这本书介绍了几幅一丝不挂的裸尸解剖图之后，便开始介绍古典大理石裸雕中的精品，我们从这本书上了解到很多经典之作。从此以后，艺术家在创作上总算解除了各种桎梏。
而在十九世纪，这种不谐调的现象达到了顶点。女人可以一丝不挂地给画家当模特，但是在医生面前脱掉衣服却视为丢人。上层人士绝不会让女人单独去就诊，而要丈夫跟在后面，以监督妻子的贞洁。然而丈夫在场会使无辜的妻子更为腼腆，而医生在治病时也不得使用些小技俩。一位漂亮年青的女子肩部脱臼，找都普伊特朗医生（1777—1835）看病，医生看到这位女子过度紧张，但当着病人全家的面极为严肃地说道：“夫人，请您别把自己当作圣女妮图士，您只不过是个老酒鬼而已。”可怜的女子紧紧抱在胸前的双臂垂了下来。如此这般，医生才把肱骨准确归位。那时，讲廉耻不仅仅是女人的事。只有在十九世纪才严格禁止女子从事医生职业，很明显那是为了保持男子的尊严。从十四—十五世纪起行医需要有证书，女医生便越来越少了，而到了十八世纪，只有在意大利才能见到女医生。从理论上讲并不禁止妇女行医，但是，雷恺医生就主张女医生给妇女看病，把男病人留给男医生。收集了他那个时代有关医学法典的维尔迪耶并没发现任何不允许妇女行医的法规，不过有一点要指出，“大部分科学院的殿堂都因礼规所限，禁止妇女入内。”因此，妇女行医虽没正式禁止，但在实践中却是行不通的。至于外科，1755年4月19日的法令明文禁止妇女从事除疝病、牙医以及其它外科行业，与接生有关的行业除外。”
到了十九世纪，情况有所变化。1865年，六十八岁高龄的詹姆斯。巴利去世，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英国军队在五十年中给他们看病的竟然是一位妇女！这场丑闻没敢宣扬，匆匆安葬了死者了事。医生本身都无所忌讳，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富科尔同样指出一次他给一位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病人看病时，发现病人把医生用来触诊她胸部的棍子想象成男性生殖器……他只好中断了这场公开会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幸福年代”，一切才各归其位。维特科沃斯基也不再指责英国人“可以摸，但是不能看的行为准则了”。
从十六世纪起，医生在道德方面扮演的角色便越来越重要了，他们竟然要参预公共浴池法规的制定，科学地研究十字架上的裸体基督。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参预激烈的辩论，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不过他们最常做的还是把过激的假正经习俗所鼓吹的思想引向脚踏实地。
迪奥尼外科医生就激烈地反对给年青人扎环的野蛮习俗：那些过分操心孩子贞操的家长在孩子满25岁之前把他们的包皮扎起来。迪奥尼认为这种手术毫无用处，有失常理，他并没有多谈其不妥之处和危险性。路易十四后期，产科医生和稳婆之争中提出了医学廉耻观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一代道学家医生。其中有为疾病辩护的雷恺医生，他说：“如果说不太富的人比有钱的人顾虑少，如果说处在地位低下时比处在显贵地位时虔诚之心倒不会减弱，那么道德在较弱的身体上就越不会受到威胁，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结论：从道德观念上讲，穷一点，身体差一点更好。
杜伊利耶对医学研究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他对恶习和放荡结出的恶果梅毒等疾病所做的研究更是不以为然：“如果上天开眼，不应该再找什么药物去减轻这些人的痛苦，有氯化汞水给他们抹就不错了。这对他们的无行之举也是一种惩罚。”
当时，还有一位叫多佩尔医生，开始研究春药，后来却对僧侣的无用和淫荡大肆抨击。这本小册子发表的年代（1788年）很能说明问题。
医生参预整顿道德的倾向在大革命之后大有蔓延之势。在法国，教会的道德说教已是名声狼籍，医生取而代之，成为时代的权威。他们也经常有意识地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一旦登上真理的讲坛，他们经常会把前人鼓吹的道德规范蒙上一层科学外衣。大家还记得德泽萨尔兹医生和他发起的为预防感冒而提倡女式短裤的运动吧。危害最为严重的理论是有关女性癔症的理论。这种在医学上包罗万象的先弗洛德主义对禁止一切不规言行提供了最为有效的科学依据。在癔症因素中，拉都赛特医生于1903年特别抓住性（仅指女性癔症患者，不包括男性！）、年龄、婚龄、节制力、遗传以及精神影响诸因素。
蒂索常说：“少女在十五岁读小说，到了二十岁准会变得神经质”。确实，癔症在青年男女中有很大发展空间，他们的想象力由于读坏书和性欲的需要而不断丰富。舞会、剧院、调情、对奢华和情欲的追求这些耳濡目染的教育培养出一些半男半女的人，是营造癔症患者的温床，这些人交配生下的都是一些痴呆婴儿。
至于“使神经中枢消沉的手淫是造成癔病的一种因素”等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在科学发展把学者变成现代巫婆的时代，为道德说教理论提供了保证，大概就是这种态度构成了艾尔。奥贝尔或者是波德莱尔诉讼案件的社会背景，也构成了当时寄宿学校中千万条清规戒律的社会背景。过去，人们念咒语为病人驱魔，而现在却是把癔症患者关起来，对诱因大肆鞭笞。把反上帝之罪变成了反人类之罪。看来每个时期都有遗老遗少为旧道德充当卫道士的卡顿（罗马反奢华生活方式的政治家）。
第三部分 医学廉耻观第29节 性之谜
一旦传宗接代成为婚姻的唯一目的人们对医生的要求又多了许多。医生要审查婚姻是否方方面面都合规合矩。一旦情况需要，医生还要找出不育的原因和性无能的责任在哪一方。只要离婚不合法化，人们就会发明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休掉妻子或取消婚约。不过对于理论家来说却出现了第一个难题：既然已有上帝证婚，如何才能解除婚约呢？不育不能成为婚姻的障碍，而性无能却是。那么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的结合难道只是为了满足性欲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答案有些尴尬：丈夫的性无能会导致妻子通奸，所以可以解除婚约。那么无后为大的罪名则可忽略不计喽。看来，说来说去，婚姻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足性欲。
第二个难题：取消婚约的证据却很难确定。一对夫妇不育是很好证明的，但是哪一方有性无能症却很难说清楚。十二世纪时，当性无能作为解除婚约的理由时，取证时要照顾夫妻隐私。要从七位“听说”丈夫不能履行义务的亲属近邻那里取证：通过十字架的考验（神意裁决尚属于推测）或者检查女方生殖器来证明。而在十六世纪却要靠“会议”（congrès）取证，这需要费不少笔墨才能讲清。
历史学家往往对这种测试的史料很感兴趣。“会议”（congrès）这个词直到1677年2月18日之前还没有公共辩论的意思，那时的“会议”（congrès）是指被怀疑性无能的丈夫要在医生和稳婆面前证明对他的指责纯属污蔑。这种作法引发了一系列丑闻之后，才在1677年由巴黎市政厅宣判为“无效且不名誉”而被取消。这个词很快有了现代定义：大臣们在NIMERGUE议会大厅讨论问题，不过讨论的不是性无能，而是指其它方面的无能。这种提法由于历史原因含意不清，所以用的很少，直到美国人借用这个词用于他们的议会：十八世纪末，“会议”这个词剔除了原来的含意又回到法国。语言历史学家听到政治家们召集“会议”（congrès），达成共识，艰难地“接生”出一项新政策时便会忍俊不禁。
至于这种测试的方式，只要读一读吉。德。索里亚克写的《伟大的外科学》（1363）这本书中的描述就可以了。他对称作“前会议”的描述有点想当然，因为在十四世纪时这种测试还比较少见，直到十六世纪才多起来，与此同时“会议”这个词开始使用，这倒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观念已变，还要沿用毫无意义、已经走样的老习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医生为法官，稳婆参预其间。两口子被拘在一起呆上几天，稳婆陪着他们，给他们生上火，身上膏上油，让他们聊天，爱抚，拥抱。然后稳婆把看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