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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剥夺他手中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等等。他们使了一着又一着，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比较起来，莫斯科总是更关心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
那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毛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出版了经过大量删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来所组成的“三入团”手中。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振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
李德在回忆录里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
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同意上述估价。他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失败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认为，用中国的话讲，李德来到中国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
伍追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伍惨权承认周恩来对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负有责任。无论周恩来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见，有证据表明他最终还是对李德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确实没有或者是未能进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建议使红军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战利品，没有增强兵力，相反，却使红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的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暖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象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 ？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很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似乎都要损失二千到三干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井非如此。周恩来告诉埃德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过去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五十英里之遥的端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转移到瑞金了。“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一千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群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了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 ！他继续高声喊道：“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一、第三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不感到良心责备吗 ？你就不痛心吗 ？“彭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漫骂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关于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许多别的指挥员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他们害怕遭到非难。因为李德这个人惩罚别人是从不手软的。对他认为失败或犯错误的人，动不动就处分。后来担任中国海军司令的肖劲光，当时已是老资格的高级指挥员。他第一次去苏联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苏联，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他的战绩优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第七军团。他军中的战士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防守黎川县城时，面对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两三个师的进攻，他们无能为力，败退了下来。李德于是下令审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泽东等几名高级指挥员提出了不同意见。亲苏派的王稼祥拒绝签署命令。这样，肖劲光才免进监狱，而被分配做教学工作。李德请博古帮忙，以压倒军方意见，但是博古不肯过问。
那时，共产党人处分之严厉，是司空见惯的事。湘赣边区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曾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贬为运输队员。他的上级省委书记王首道被撤职，但很快又恢复了职务。
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还是红军一名年轻负责人的邓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别人强。他受到“亲苏”派的攻击，说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支持者。在党内斗争中，罗明被当作毛泽东的替身，因为亲苏派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于是，邓小平、毛泽东的兄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其他几个人被当作“罗明派”的成员而受到了批评。邓小平丢掉了职位，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长征。有的说，他在由几千个民工组成的运输队中当担架员。几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否认邓小平曾当过担架队员，但是，无疑他在这件事中是倒霉的。
红军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责背离党的路线。这类指责并不少见。他们对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记忆犹新——反 AB团分子的斗争（AB指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特务分子 ），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说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 （尤其从苏联回国的年轻学生，他们被指责在苏联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响 ）；还有反对各种右派、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偏离倾向的运动。这些斗争有的反映了内部的政治争执，有的则产生于对秘密阴谋组织的恐惧。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过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桥，尽管表面显得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内心是情绪不高的。
眼看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撤退，要越过陌生的荒山僻野，随时会受到数十万敌军的攻击。此外，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权 （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没有人议论过，而且也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李德与上海的联系，实际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联系的问题。一年前李德逃出这个大都市时通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曼弗里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他。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 （每个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俄国名字，伍修极叫普雅塔库夫 ）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卜六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一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了；同时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差不多两年后这条联络线才得以恢复。当时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