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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蒙特雷会议相呼应，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雄心勃勃的新计划，称为千年挑战账户。这一建议规定每年额外支出50亿美元，将美国的对外援助提高了50％，这一项目的目的是要使援助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是通过只将资金提供给已经有稳健政策的国家来使其有效性最大化。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这届政府积极推动这一倡议，而国会全额拨款的话——但还有很多需要做。
第二部 第62节
我们这些克林顿当政时期的人总是认为，相对于紧急援助而言，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对外援助只有在与真正的、持续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才会真正有效，因此，这一援助应以改革为前提。这一对外援助方式与我所谈论过的针对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应对计划是一致的：援助只有以各国自己制定的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为前提才能起作用。此外，如果金融支持没有与改革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未能发挥作用，将进而损害在这类融资可能会起作用时国内政治支持。尽管如此，政府过于腐败或过于无能而达不到与援助挂钩的条件的国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们的政府还没有发生变更，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更有效地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类国家人民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负担得起的药品、获得清洁的水、食品援助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战略——因为这既是巨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不过，在任何此类努力中，即使本意再好，对其有效性和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的风险进行严格的评估都是重要的。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爱尔兰摇滚歌星波诺的参与，为最贫穷的人提供援助的一项建议即广泛债务减免计划获得了支持。离开财政部后加入花旗集团前，在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建议下，我和波诺见过面。尽管他在室内也戴着太阳镜，而且只有一个名字，但波诺却是个有思想的、严肃的人，在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问题上有一系列想法。我非常赞同他另外的使欧洲、日本和美国向来自非洲的进口开放其纺织品和农产品市场的努力。但在债务减免问题上，我告诉波诺尽管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一概念，但觉得他的广泛而深入的减免建议可能会起反作用。
如果一个借款人明显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债务，来自官方债权人即政府和多边机构的有限度的债务减免是合理的。克林顿时期曾实施过这样一个项目。可能这一项目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或扩展。但如果债务豁免成为一种宽泛的政策而不是偶尔的例外，就会损害私人债权人对债务偿还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会得到严格实施的信心。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信用市场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损害其可能减少信贷流，并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贫困国家的利率成本上升。由于债务减免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是作为一种对外援助来看待的，我在这方面的强烈偏好是通过对外援助来将同样的资源用于减轻最贫困和负债最重的国家的债务负担。
除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做的以外，民间的市民也能通过其经营、通过慈善捐助和政治参与来对付全球贫困问题。公司不仅能捐献资金，还能提供经营和专业技能，正如思科公司最近在阿富汗所做的，他建立学院来培训电脑网络方面的人才。定位明确的慈善努力，如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对艾滋病和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视或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和西非从事的活动，近年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可能比政府针对同样问题所做的努力更有效。不像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那样资金雄厚的人同样也能做出贡献，不仅是为较贫困国家的慈善事业捐款，还包括在贸易和援助问题上变得更熟悉、更积极和政治上更活跃。
最根本的是，需要公众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在财政部时，我曾考虑过去找克林顿总统，建议他设立一个跨部门机构来处理与全球贫困相关的所有实质性和政治性问题。在一大堆事情的干扰下，我一直没有和他谈。由于克林顿总统对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现在我觉得那真是丧失了一个机会。这一努力本可以处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困难问题，包括什么样的机制能最好地鼓励政府采取更好政策的问题。我们也原本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即在争取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并把我们的市场更充分的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支持方面，如何克服政治障碍。我希望未来的某届政府会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并把这件事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一政治挑战都是巨大的。在寻求对外援助的支持时，我和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其他人进行过许多次讨论，这使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公共关系和教育运动，以支持对外援助和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自由化——某种比“哈里和露茜”广告更诚实但和它一样有效的东西，这则广告在1994年帮助击败了我们这届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其他更具正面意义的例子包括非常成功的反对吸烟和酒后驾驶的运动。这种有关贸易和援助的公共教育应强调道德问题以及在对付全球贫困问题上我们自身的利益动机。同时还应突出强调成功的故事，比如非洲盘丝虫病盲症的根除。我曾和许多个人以及基金会争论过，认为这一活动所需的相当大的财政资源会产生极大的杠杆效应，如果该项目能改变有关这些问题的政治态势的话。迄今为止，我的主张没有任何效果。
让我用我早年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全书。记得那是1964年，我刚从法学院毕业，我坐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午餐桌前吃午饭。在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之前，我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当时正把时间花在旁听县法院的审判上。一位中年黑人女招待突然问我，我是否认为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尊重、享有尊严。
我记不太清我是怎么回答的，但她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一位布鲁克林女招待对尊严和尊重的渴望与总统的内阁成员、一位巴基斯坦学生，或者花旗集团一个债券经纪人的渴望是一样的。人们努力工作以满足其各种生理需要和欲望。但一旦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某些人可能会说是灵魂的需要——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如果后者得到满足，生活就会很好。而如果灵魂没有得到满足，财富是无法填补这一空虚的。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我觉得那位女招待想要说明的：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性得到承认、得到倾听、你所说的和所信仰的都得到认真对待的需要。
在我看来，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要满足企业是所有人口的营养、基本保健、教育和其他所有的基本需要。但物质需要并不是惟一的目标。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极端贫困的人和我们这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生活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渴望——不仅仅需要食物、药品和清洁的饮用水，也需要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在这个时代人如果感到没有受到尊重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尊重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自我保护。但对我来说，连批评都或反对者的声音也以尊重的态度倾听是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一种承认。我认为，对于如何促进经济情况的改善，我们已经从本国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学到了很多，尽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会选择那些反映这种理解的政策是另一回事。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不可改变的终极答案。即使是那些回避意识形态、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并努力以极其严格的分析态度来工作的有思想的人，连这些问题上也是仍然会存在分歧的。
但是，尽管我们无法克服经济和其他公共政策选择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我确实认为加强我们对可能性的认识，从而改善我们的决策是可能的。我们生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发生着重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所做的选择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在离开华盛顿以后，我仍深深地参与到公共政策事务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我发现他令人着迷，更因为他是如此的重要。过去几年中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使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并不断让我想起成年以后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对最佳可能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在不确定的世界致谢致谢没有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卡罗琳·阿特金森、斯坦利·费希尔、迈克尔·弗诺曼、罗恩·克兰、西尔维亚·马修斯、琳达·罗伯特、朱迪斯·鲁宾、吉恩·斯珀林和法里德·扎克里亚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书稿，或者初稿。他们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和意见。
第二部 第63节
其他一些人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章节，使我们避免了各种各样的事实或判断错误，并加深了我对本书所涉及的许多复杂和有争议问题的认识。他们是卢·亚历山大、鲍勃·布尔斯廷、利萨·卡普托、斯蒂夫·艾因霍恩、斯蒂夫·弗里德曼、蒂姆·盖斯纳、迈克尔·赫尔弗、埃利·卡普兰、詹尼弗·克兰、埃德·赖特、戴维·利普顿、马克·马洛克·布朗、迈克尔·梅森、彼得·奥扎克、拉里·佩道威茨、杰夫·谢弗、简·舍伯恩、彼得·谢里、托德·斯特恩、苏珊·坦纳克、特德·杜鲁门和丹·佐利克。
我也很感激帮助我重新记起一些早年生活片段的人：第二章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我父母亚历山大和西尔维亚·鲁宾以及我的妹妹简·泽林的回忆而写的。利昂·布帕内塔、戴维·斯科特、乔治·莱夫科和查尔斯·托德等老朋友的回忆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夫·海曼是我写的涉及哲学的部分内容的顾问，马恩·莱文、迈克尔·奥马利和荣格·海·派克也帮我记起了当年在哈佛的一些事情。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珍·康罗伊提供了教学档案。
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也对第二和第三章做出了类似贡献。我尤其要感谢肯·布罗迪、乔恩·科恩、乔恩·科萨恩、乔治·多蒂、斯蒂夫·埃因霍恩、鲍勃·弗里曼、斯蒂夫·弗尔德曼、雅格布·戈德菲尔德、鲍勃·卡茨、霍华德·卡茨、理查德·蒙塞尔、诺玛·兰尼瑞、约翰·罗杰斯、L·杰伊·滕纳鲍姆、彼得·汤普森、约翰·怀特海和马克·温克尔曼。
在第四至第十章中，克林顿时代的同事慷慨地帮我回忆和核实一些重大事件。他们是厄斯金·鲍尔斯、沃伦·克里斯托弗、克林顿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尼尔·康斯托克、鲍·卡特、戴维·德雷尔、戈尔副总统、艾伦·格林斯潘、谢里尔·马特拉、迈克·麦克拉蒂、琳达·麦克劳林、安娜贝拉·梅加、利昂·帕内塔、约翰·波德斯塔、霍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