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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奇怪的是，在1997年末和1998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批评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的扩散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扩散给许多人带来了经济困难。某些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完全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总的来说对美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思想的基础。某些人认为亚洲发生的事情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他们不喜欢全球资本主义，并相信其对穷人是有害的。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国内还有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要反对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帮助，并且相信开放市场对美国工人有害。这些看法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言论中得到响应，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时，在会议期间或试图开会期间的反全球化抗议第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但绝大多数在政策的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大体上赞成我们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并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经济一体化是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最有前途的方法。他们的批评可以分成三大类。当然，简短的分析并不能保证涵盖后来成为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辩论中所有的观点的细小差别和共同之处。我也不会声称完全叙述了即使是我引用的批评者的看法，而只是对辩论如何发展的一个描述。
第一类批评，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看法，即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第二类批评，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危机处理不善。第三类批评，认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来预防此类问题在未来发生，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认为西方要为危机负责的人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第一世界的“投机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马哈蒂尔是个资本家，与麦当劳门外的抗议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认为是投机家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并廉价购买其资产而制造了亚洲危机。1997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举行的年会上，马哈蒂尔把货币交易称为“不道德的”，他从前也把货币交易商乔治·索罗斯单独挑出来，认为他是华尔街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赌马来西亚货币下跌，然后迫使其下跌从而从赌注中获利。尽管马哈蒂尔的谴责是极端化的，但还是有许多其他人认为金融市场的交易商为了自己获利而故意扰乱货币和经济。
第一类批评中的另外一种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很大程度上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认为过快释放市场力量是危险的人。他们认为，通过推动各国在这些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向全球贸易尤其是资本流动开放其经济、美国帮助制造了亚洲的这些问题。更富有、更发达的经济体能更好的吸收资本的大量流入，并能在市场心理发生变化时经受住资本流向和汇率的重大变动。而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金融机构比较脆弱，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来保护那些因经济变化受到伤害的人，不善于利用这些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从流入到流出的变化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许多指责西方制造了危机的人也赞同第二类批评，即国际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等——的反应加剧了亚洲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从快速增长倒向负增长的亚洲国家在其宏观经济或结构性政策方面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提高利率和削减预算的要求只能使他们的问题恶化。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是持这一观点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尽管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除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宏观经济药方而外，他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卷入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管不着。更有甚者，他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事方式有时让人想起殖民主义。
另外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对国际社会危机反应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在哈佛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韩国和其他国家面临都是流动性困难而不是深层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使投资者更加害怕，阻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帮助平息危机，还有使其变得更糟糕的危险。克鲁格曼认为，在市场处于自我实现的恐慌情况下，反应应集中于提供流动性，可能要通过暂时控制资本外流来提供帮助。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批评了亚洲援助计划中的结构性条件要求。
最后，第三类批评要求对全球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避免在未来发生危机。某些保守派想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贷款，或者某些人甚至主张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他们强调道德风险的危险，并认为使投资者和债权人免受损失种下了未来危机的种子。在这些批评者看来，通过“救出”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的投资者，美国就为亚洲的危机准备好了条件。他们认为，我们在亚洲的行动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制造一个过渡借贷和退出的循环。将来美国应该让那些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失败，从而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一个教训。这派中另外一些人采取的是恰恰相反的办法，建议设立从新的世界管制者到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全新的机构。
尽管这些批评中有许多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提出了现实的替代办法来处理金融危机的蔓延或改革金融市场国际体系。首要的迫切任务是克服各国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应该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进行，他们在过去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益处，也意味着重建国内和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我认为，没有简单的、单一的方法能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解决紧急危机的办法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危机的蔓延增加了危险以及以前案例的经验。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就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一问题争论了几十年。但现在，1997年和1998年，问题是为什么连某些明显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总体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最成功的国家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求出口并在不同程度上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某些国家将原国有产业私有化，减少管制并注入市场力量——程度也各不相同——并为金融市场建立法律框架。
但在某些方面，亚洲“奇迹”经济体依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银行和公司借款者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和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腐败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在公司、银行和政府各级都缺乏金融透明度，这意味着债权人和投资者可能因为隐藏问题的突然揭露而大吃一惊。
除结构型弱点以外，1997年到1998年，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地采用了固定汇率制，从而使他们自己在面对市场压力时的脆弱程度大大增加。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货币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不稳定，但也是因承诺为可以摆脱汇率风险而得到相对安全，有助于吸引外国资本。问题是只有在经济政策恰当，而且市场相信为保持钉住不变而牺牲国内利益的情况下，一种货币才能保持对美元的钉住。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积累起来，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是这样，后来俄罗斯和巴西也是这样。而一旦市场开始认定货币钉住将无法坚持，就需要极多的承诺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使市场相信并非如此。但对汇率放任不管也会造成损害。公司和政府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货介入的债务负担一下子变重了。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效应，对相关国家的生产和工作机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而且，使这些困难更为复杂的是，陷入困境的国家中有几个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这也分散了处理危机的责任感。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远不仅仅是那些陷入困境国家的错。许多人指责美国强迫新兴市场向外来资本开放的速度太快。其实合乎逻辑的问题应当是：某些危机国家是否过快地对其资本市场放松了管制，如果是，工业化国家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财政，特别是在墨西哥危机后，强调的是新兴市场需要有充足的制度框架和恰当的政策体制。然而，回头来看，对此本应该更强调。更好的管制基础架构以及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和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会减少发生不稳定的可能性。要实现这些最大的困难在于健全的金融机构所必须的信用文化、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和内部行为规范。
但是，即使没有发生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市场的基础架构的强调是否能对借款国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大多数借贷过度的国家都是主动寻找资本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抵制外国银行的进入——外国银行本来可以向他们的银行业部门立刻提供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管理方法、技术和资本（我还在财政部，尚未加入这样的银行时就持这一观点）。某些国家限制本可以成为稳定力量的长期投资，却鼓励短期借款。
此外，还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缓慢或分阶段开放金融市场的主张可能变成完全不开放市场的借口——因为从政治上来说，保持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要比进行金融体系的根本改革更容易。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更自由的资本市场对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是有益的，但他们确实需要与适当的管制体系和足够健全的金融机构相结合。
尽管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也有几分赞同对短期投资的流入而不是流出进行控制的主张。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它有时也是合理的。在通过限制短期资本流入来减少对波动性大的资金的依赖方面，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并没有利用控制来回避改革。智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健全的政策和浮动汇率制。
第二部 第35节
我确实相信，危机的很大一部分责任要由私人投资者和贷款人来承担。他们多年来一直低估在不够发达的市场上投资和借贷的风险，因此提供了超过健康合理程度的资本。而这些过剩的资本则推动了极端化——高估的汇率，国内银行不合理的贷款以及其他——从而导致危机。我记得和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辛有过一次谈话，他有着敏锐的分析力，在国际金融界很受重视。安瓦尔最终与马哈蒂尔总理失和，现正在监狱受苦。但就在那之前，安瓦尔对我说：“有糟糕的借款人，就肯定有糟糕的贷款人。”这一评论使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最终成型。在纽约和华盛顿，人们习惯于把所有的政策错误都归结到借款国身上。而在马来西亚和亚洲的其他地方，人们习惯于把错误归结到第一世界的贷款人和投资者身上。安瓦尔明白双方都有过错——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不善，而贷款人和投资者则罔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