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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地主？”
“爸爸麽。”
“你爸爸有多少地？”
“十几亩、二十亩。”
“十几二十亩就是地主啦？”
“还有国民党麽。”
“你不是投诚起义的麽？”
“这就说不清楚了……”他苦笑着摇头。
“以后呢？”
“到处躲着。文化革命，又来找我，抓回去批斗、交待，关了九个月。”
“是红卫兵？”
“是家里头，公安局来的人。”
“在哪里把你抓到的？”
“在德格麽。”
“听说德格有个很大的印经院，再过去就是西藏了，是不是？”
“呕，呕，是呀……”
老人说，象他一样的“起义”者，文革中几乎都没逃脱隔离审查挨批挨斗的命运，很多人受不了残酷折磨，上吊的上吊、跳河的跳河，死了好多，活到今天的，大概连一半也不到了吧。说到这些，老人缓缓的声音更缓更慢了。“嚯，那个打噢……有些上吊，有些下水……死了多少人啊……过不了关呐……”
不过还算好，八０年，为他们这批贺龙部下的“历史反革命”平了反，从此不必再过躲躲闪闪低人一等的日子，每月还可拿上二三百块退休工资。但他已跟青藏高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无法忘却，当他的家乡拒绝给他一口饭吃的时候，是高原上的藏胞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这个外乡人，是慈悲而神异的藏传佛教给了他心灵上的慰籍，因此，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仍喜欢到这儿来度过余生，在壤塘，他已呆了七八年了，每天象这儿的僧侣一样打坐，念经，转经桶，还帮活佛干点家务事，这儿的藏人很喜欢吃他烧的四川菜。
“你家里还有哪些人？”我问。
“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你爸爸、妈妈呢？”
“都没得了。”
“你老婆呢？”
“还在乡下。”
“你有几个孩子？”
“有两个儿子，读初中、高中。***死了我们才安的家麽，他在的时候我不得安家。”
“***是七六年死的吧。”
“那时我正在拉萨。”
“干甚麽？”
“帮工麽。”
“你娶老婆是哪一年？”
“是七九年。”
“那时你已四十几岁了，是麽？”
“喔，是呀是呀。”
“你老婆多大年纪了？”
“现在五十五岁了。”
“你是在哪里给平反的？”
“商业局麽，是它开除了我。其实在******里我没干过坏事，***这边我也没干过不好的事麽。”
“为你平反了，是否给你补发了工资？”
“开除了，啥子都没有了麽！”
“现在你算是退休了，是不是？”
“是呀是呀。”
“你应该回去找他们，跟他们说，你是离休干部，应该享受离休待遇！”我为他出了个主意。
他听了，只是呵呵呵地笑笑：“啥子离休干部！”
我告诉他，这不是跟他开玩笑，四八年参加解放军，按党和政府的政策规定，这就是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当仁不让可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叫他去马尔康找阿坝州商业局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商业局解决不了，还可找州委和州政府哪。
他听了，依然只是呵呵呵地笑，对有朝一日自己居然会被人称为“老革命”感到稀奇得不得了，但也只是呵呵呵地乐上一阵而已。也许，他在社会的底层漂泊得太久了，也许，他对目前的这种生活并没什么不满足，能活到现在，就算命大了，他过去没想过，现在也不想去找谁来争这个“老革命”的荣誉和待遇。
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信佛的？
他说他从小信佛，他们一家人都信佛，如果他不被******抓壮丁抓去当兵，那他差一点就要出家当和尚了。他有个哥哥就是在峨嵋山当和尚的，但在四九年被当兵的打死了，死时才二十多岁……
十四、班禅大师：“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中国的大圣人孔夫子曾说过“三十而立”。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孔老夫子的这句话是就世间法而言的，用在学佛修佛的脱尘世界里未必挈合。但云登桑布倒是确从三十多岁开始，受命于危难之秋，进入了人生轨迹中利益众生的一个新阶段。
五十年代末期，藏地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传统的藏传佛教受到很大冲击，部分藏民因为不明真相，曾对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对抗情绪，云登桑布从佛法的大悲心出发，认为不该激化矛盾，否则老百姓更会遭罪。他就凭着自己在当地的威望，集合二千僧人，念诵了一亿遍《大白伞盖经》，同时召集一百名活佛和喇嘛，举行了十二天时轮金刚会供，以此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使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保持了安定。
在稍后十分困难的岁月里，云登桑布和他的两位上师阿旺·贡却达吉与阿旺·罗主扎巴都曾一度遭受牢狱之灾，但他以佛法的无分别心，将监狱当做修行的一个特殊场所，在非人的恶劣环境里，坚持不掇地修持佛法。也许，在某些高举“阶级斗争”大旗的当权派眼里，藏哇寺的两位大喇嘛因为名气大，“罪行”也大，要把他俩多关一些日子，所以把他们的弟子云登桑布先放了出来。云登桑布一旦获得自由，不顾自己可能会遭受新的迫害，马上毫无畏惧地去探望他的上师阿旺·贡却达吉和阿旺·罗主扎巴。那时他和母亲住在一起，家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仍尽最大的可能为上师送去一些吃的东西。心灵的沟通，有时不必说一句话。当两位上师见到骨瘦如柴的云登桑布时，都忍不住落下泪来……
六十年代中期，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海拔几千米的青藏高原在这场“革命”中遭受更加惨重的劫难。在红卫兵、“造**派”狂热“扫四旧”的破坏行动中，藏地大批寺院、经堂、灵塔、转经轮被捣毁，大批佛像被砸坏，大量经书被付之一炬。在藏哇寺，一座存放古本金汁大藏经的经塔被烧毁后，余烬久久不熄，几个月后还在冒烟……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当时整个壤塘县被捣毁的寺院、经堂和灵塔多达百座，经书被烧掉几十万斤，佛像被砸坏数百个，高原上笼罩一片红色恐怖……
阿旺·贡却达吉在这场大劫难来临的前夕圆寂了。
阿旺·罗主扎巴因为在当地的显赫名声，“文革”一开始就成为红卫兵和造**派要捕捉批斗的头号对象，如果落在他们手里，不被活活打死，起码也会打个半死。为了保存性命，除了逃离家乡，没有别的出路。但此时的阿旺·罗主扎巴，因饱受多年折磨，身体很不好，尤其是腿脚不便，几乎没法走路。云登桑布就在一个黑夜，搀扶着阿旺·罗主扎巴上师，偷偷离开中壤塘，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逃亡生活。漫漫高原路，沉沉无明天。艰难的跋涉，耗尽了阿旺·罗主扎巴的体力，他再也走不动了。云登桑布就背起上师，继续艰难的历程。到后来，云登桑布也实在走不动了。可是，如果不能及时走出去，等待着他俩的只有死亡。
阿旺·罗主扎巴对云登桑布说：“你走吧，不要管我。两个人留在这里，死路一条。只要你活着逃出去，觉囊派的传承就不会中断。”
“不！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云登桑布哽咽着说。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上师高于一切。哪怕自己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让上师脱离险境。他冒着可能被红卫兵和造**派发现的危险，潜进附近一个村子，找到一户他熟悉的老乡，想借一头牛给上师骑。这老乡是一位虔信佛法的牧民，虽然“文革”一来，寺院、佛像都被砸毁了，但在他内心仍保持着对佛的信仰。他把家里最好的一头牛牵出来，还包了一小袋青稞粉，一起送给云登桑布，让他快快逃离这个恶魔横行的地方。
云登桑布把阿旺·罗主扎巴上师扶上牛背，专从没有人迹的地方走，风餐雨宿，绕了一个大圈子，到南木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隐居下来。到后来形势有所缓和了，才回到自己的家乡。藏哇寺已被毁坏，僧侣一律不准穿僧衣，不准念经拜佛。云登桑布就穿上普通藏民的装束，默默无言地过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他只要有机会独自一人呆在小屋里时，不管是白天黑夜，对佛法的修持从来没断过一天。他还尽一切可能帮助阿旺·罗主扎巴上师度过各种难关，并以隐蔽的方式，帮助上师整理、撰写有关觉囊派的著作。阿旺·罗主扎巴上师留给后人的近二十卷传世之作，一字字一行行，很多都渗透着他最看重的这位心传弟子的心血和汗水。
也许，捣毁寺院佛像的行为令老天也发怒了吧？一九六七年夏季，一场威力巨大的冰雹袭击了壤塘，坚硬冰冷的冰雹狂泻而下，大的象乒乓球，落在地上一砸一个坑，牛羊吓得乱逃乱窜，全县受灾面积一万四千多亩，粮食作物损失七十万斤。一九六八年正月，一场来势凶猛的流行麻疹席卷壤塘，患者近三千例，死亡数十人。一九七０年，九月五日晚上，壤塘东南部希协尔柯和阿日扎之间发生五级以上地震，两个月后一天傍晚，壤塘南部二十公里处再次发生五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造成不少民房倒塌，损失严重。
“文革”以后，气候犹是乍暖还寒时，云登桑布已经清晰地洞察到，觉囊派一个千载难逢的春天将要来临了。“文革”十年，固然对藏传佛教带来极大的打击，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高原上的广大藏民。痛定思痛，人们普遍厌恶那种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和没完没了的窝里斗，而今迈步从头越，以慈悲仁爱、助人为乐为世间宗旨的佛法，定将得到一个蓬勃发展的生机。
云登桑布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重建寺院，工程浩大，任务艰巨。中壤塘原来是整个壤塘县佛教活动的中心，觉囊派的三大寺（藏哇寺、措尔吉寺、曲尔基寺）都集中在中壤塘，“文革”风暴一来，除了有座大经堂被用作仓库以及有座小庙原先已被改作公社卫生院，其它宗教建筑全被摧毁，连嘛尼旗（经幡）亦无一幸免。落实政策，县政府拨款数万元，用以修复觉囊三大寺。这笔钱虽远远不够，但很有分量地体现了政府放开宗教政策的具体行动。此时，中壤塘家家户户投入其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牛、羊、马、青稞、酥油、现金及家里劫后残存的金银铜器，毫不吝啬地贡献出来。这儿的人大多很穷，但很多人把自己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乃至一大半都献给了佛菩萨……
中壤塘今日，新修的寺院大殿、经堂、闭关房、坛城、转经廊、灵塔等宗教建筑已基本恢复原来的规模。但是，衣服是新的好，文物古迹是老的好。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惜的是，原先觉囊三大寺中的那么多历经数百年上千年历史苍桑的菩萨塑象法器法物，大部分都早已不知去向……
在迎接拨乱反正的春天时，云登桑布决定铸几口大锅，这样，当僧人集体念经时，或举行觉囊的大法会时，可用来煮茶水。在壤塘这么一贫如洗的地方，要铸几口大锅，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铸锅的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