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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书谈起
敝大作《蛇腰集》出版问世后，大概读者老爷恤老怜贫，坚决的要救济爬格子动物，所以初版二版，只不过半月光景，就销售一空。呜呼，对爬格子动物而言，最大的实惠莫过于买他一本书，自己所费寥寥无几，而收效之大，简直比一顿痛揍还能使之提神。无法表达谢意，就在此用我老人家的玉音呐喊一声，恭祝各位读者老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不过，却因为我阁下于三月七日在《自立晚报》上刊了一则没头没脑的小启，而隆重的坐了蜡烛。该则小启曰：「《蛇腰集》赠书，当于十二日前由邮奉上，可是有些先生信上没有署名，或没有写地址，就请再来一函告知，即行补寄。」
这则小启刊出，最初两天，就接到三、四百封大函，心中一急，就又在三月十二日该报，再登了个小启，文曰：「《蛇腰集》赠书，两天中就接了三、四百封索书的信，我想是弄错啦，盖去年（一九六六）七、八月间，敝大作中断，有些读者老爷给报馆或柏杨先生来函致意，只是敬赠这几位朋友，聊表感谢关切之情，不是在天女散花也。这么大的数目，我老人家只有上大街卖裤子矣，乞谅乞谅。」大概仍没说清楚，或者读者老爷太忙，没看清楚，所以到现在为止，赐下的大函更多，堆在我可敬的桌子上，声势咄咄逼人（柏杨先生如果穷极生疯，请捐几文买件棉袄，能蒙如此不耻下问就好啦），心中就更急，必须赶紧说个明白，否则这蜡烛又尖又硬，坐既坐不下，不坐又拔不出。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一九六六）七月初，敝大作被大家伙搞断了四、五月之久，到了十一月中旬才复活。中断期间，有些读者老爷写信给台北《自立晚报》，有些读者老爷写信给柏杨先生，质问为啥没啦，并有些读者老爷还要一个肯定答覆，如果以后真的永远没啦，他就停报。这种爱护关心，每一信都引起一次激动，无以为报，就于敝大作复活后，在十一月十九日《自立晚报》上恭而写曰：「凡是有地址而又署了名的读者老爷的大函，我都一一保存，最近打算出一本集子，届时当自作多情，签名奉赠，聊表寸心。」
转眼之间，《蛇腰集》出版，虽然有点后悔当初怎么鬼迷了心，乱开支票，但既没经过大脑，把大话说出，也就只好一一咬牙兑现。可是仍有六、七十封信，有地址不详的焉，有根本没有地址的焉，有连个姓名都没有，只写「一读者」的焉（我平生最反对「一读者」，盖受捧之时，固不知何处来的米汤。挨打之时，亦不知何处来的一拳也），这些朋友虽不望报，我却是非赠书赠个彻底不可，否则就得肚子更胀，所以乃于三月七日刊出该没头没脑之小启，希望这几位朋友指示迷津，就好奉上。
这是该第一个小启刊出的原因，柏杨先生妙笔生花，说啥都说得清清楚楚，却在这上越说越糊涂，大概是天亡我也。
一方面是我没说清楚，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间相隔遥远，写信关心的朋友早已忘光，而柏杨先生的尊脑里却一直沸腾（人作了亏心事，往往有这种现象），因之误认为写信关心的朋友也会念念不忘。等到「小启」出来后，读者老爷一瞧，糟老头真是慷慨激昂呀，就顺水推舟，写上一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柏杨先生遂自己摆个蜡烛，而自己猛坐矣。
刚才计算一下，索取赠书的大函（连明信片在内）共六百四十六封，如一一奉上，要四、五千元之钜，仅只邮费一项，就需三、四百元，还不如喝巴拉松，实在是赠不起。国际公法都承认「时势变迁」条款的，那就是说，遇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不履行诺言，也可原谅。柏杨先生还没有严重到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程度，不过既没把话说清楚，只好把国际公法搞出来，唬各位一唬。也罢，凡在今天之前，附有信封，又贴有邮票的读者老爷，仍忍痛照寄，收到后务必看我老人家可怜的心脏份上，找个机会，能报就报。
一位署名「松柏顿」先生的读者老爷（我想他可能在「顿」字下忘了写一个「首」字，但不敢确定），对我老人家连日来歌自己功、颂自己德的大作，颇起反感，本拟照抄于后，但松柏顿先生似乎是一条硫磺虫，不能上他的洋当。所以仍提他的缘故，仅只想对硫磺虫加以研究，盖硫磺虫是硫磺矿的产物，其特征是化一个名或捏一个名（情急的也可能用真名），不谈问题，专门往被斗家伙私生活里钻，揭起被窝教世人看看他屁股上有颗痣呀。君不见台北《联合报》日本特派员司马桑敦先生最近的遭遇乎，司马桑敦先生原名王光逖，硫磺虫不直对司马桑敦，却直对王光逖，这已经不够意思；更不够意思的是，还说王光逖先生是共产党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女士的弟弟。这种话除了充满了浓厚的硫磺，要借刀杀人外，实在跟主题无关。
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型的问题，吾友巴尔札克先生曰：「女人爱我们的时候，宽容我们的一切，甚至我们的过错。当她们不爱我们的时候，对我们什么都瞧不起，甚至我们的德行。」巴公真是知道女人的男人，女人爱你阁下的时候，两眼黑漆，你的啥缺点她都看不见。可是当她一旦变了心，不爱你啦，她的两眼就像装了雷达，你一举一动她都明察秋毫，而且该雷达又是用哈哈镜做的，你就变了模样，任凭你再好，她瞧着也不顺眼。
硫磺虫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冷眼观察──当然啦，贵阁下如果霉星高照，太太焉或女朋友焉一旦把你甩掉，还可以亲身体验。当她爱你时，你虽然穷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硬是不要来路不明的钱，她准说你有个性、有操守、有气节、有骨头，是一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可是等她决心远走高飞时，她越看你就越像阿木林，认为你自命不凡，冥顽不灵，脑如顽石，你这种人要有前途，她的姓就倒过来写。
硫磺虫有同样的这种气质，我们可套言之曰：「当他要斗臭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对那个人什么都加以曲解、侮辱，甚至那人的德行。」三○年代的文坛上，凡是不听从凭摆布的作家，全都被斗得臭而不可闻也。结果都被赶到共产党网里，被他们把口一收，拖着就走。
──写到这里，想起鲁迅先生，他阁下就是在周扬先生率领鱼兵虾将要斗臭他的时候死的，危哉。不过这种伟大的遗志，自有同类型的硫磺虫继承。台湾不就有人英勇而上，也打算完成未竟之功，斗臭鲁迅先生乎？凡名满天下者，谤一定随之，一个人必须有不怕斗臭的挺劲，才能唤醒灵性。有些人小心过度，捧着屁股过河，唯恐怕该屁股掉到水里捞不出来，那么他就只好良心一横，转为保镳护院。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传播工具花样繁多，每一位读者老爷，对他阅读的作品，应该都有判断的能力，啥是「骂」？啥是「抨击」？啥是「斗臭」？又啥是「说理」？如果「骂」和「抨击」混淆不清，「斗臭」和「说理」化合为一，那只有伸出鼻子，让硫磺虫牵着走。
──以「骂」为例吧，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不过越来越滑，假装不知道罢啦），但军阀时代以及更前的时代，却颇为风行。吾友李鸿章先生和冯焕章先生，就颇为喜欢念这个经，凡是被他客客气气，待若祖宗的，一转身就会踢个嘴啃地；而凡是被他痛骂一顿的，准可升官。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电影镜头就层出不穷，君不闻某些小家伙乎，刚从大家伙那里出来，见人就用一种唯怕别人不相信的声调喊曰：「刚才被骂惨啦！」「嗨，又挨了一顿骂！」非他无耻也，乃「打是亲，骂是恩」，表示该大小二家伙之间，已到了家臣程度。虽被「干了老母」，照样喜形于色。其他连挨骂都挨不上的朋友，就知道关系已经淡啦。
这种误解使人眼花撩乱。于是乎，明明是抨击，却被当成了「骂」；明明是「斗臭」，却被当成了说理，如果读者老爷都发挥起判断力，则硫磺虫就英雄无用武之地矣。
上星期一的电视《影城疑云》，题名已忘之矣，演出一个女明星的故事，该女明星以黄花闺女的身份，跟某大亨订了婚（这里说明一点，她倒是真爱他的），经报纸一嚷，一个小伙找上门来，该小伙竟是她的合法丈夫，她每星期寄给他七十五元美金，买他守口如瓶。七十五元美金合三千元中国钱，呜呼，这就等于一个月一万二千元，柏杨先生如果有这么一个长期饭票，不教我开口我就不开口，可是这就没有电视好看啦。该小伙一听说太太跟大亨订了婚，食指大动，开价五万元美金，给钱就离婚。女明星拿不出这么大数目，该小伙就搬到她豪华的花园洋房里住，对外说是她的「保镳」，虽不同床，可是他却寸步不离，对任何来访的客人都摆出一副流氓嘴脸，一律挡驾，他的目的就是要逼着那位女明星受不了， 早日拿出买路钱。
也是合当有事，那一天，一位「屎橛杂志」的主编先生登门拜访，小伙把他结实的身子堵住大门，说女明星不见客，事实上该女明星最喜欢跟记者们打交道。屎橛大王大惊曰：「这简直不像是她啦。」但不像也不行，仍被轰出大门。他阁下一不做，二不休，趁人不备，就从后窗爬进去，左翻右翻，翻出了该小伙的长期饭票──那张跟女明星的结婚证书。大喜过望，偷了就跑。
接下来的镜头是大亨上场，他已经知道了他未婚妻的底蕴，也知道该保镳是她的现任丈夫，更知道那张结婚证书落到谁手里，但他也确实爱她。就去找该屎橛大王，找的结果跟《影城疑云》的第一男主角白莱先生也去找的结果一样──那就是，没有结果。屎橛大王一定要发表，他曰：「没有办法，读者喜欢这一类的文章。即令这文章毁灭了一个人，甚至毁灭了一个家庭，也木法度。」
弄到后来，那位现任丈夫的小伙因失去了长期饭票，急得发狂（不但五万元没啦，他妻子对他恨入骨髓，连每星期七十五元也没啦），也找上门来，小伙凶恶成性，不管那一套，照着屎橛大王一枪，要了他的尊命。
社会上这一类的故事太多啦，我们只不过借眼前的例子，说明人们的心理，都是喜欢别人被斗臭，喜欢别人丢人砸锅的事情被暴露，尤其是喜欢看看有名气的人屁股上的痣的也。
厨川白村先生曾对这种狗吃屎心理，加以分析，他曰：「人们所以希望看到别人隐私，因为别人暴露了他自己幸而没有暴露出来的罪恶。」大家都偷东西，但你偷东西的事宣扬开啦，人人皆知，而柏杨先生偷东西的事，却是世间第一等伟大的秘密，我就会非常快乐，因为我就可以痛骂你这个家伙简直是下三滥，而掩盖我老人家也是下三滥也。
以美国人现代观念之高，还免不了有这种毛病，可看出这种毛病的严重，但这也正是我们应努力之处、应超越之处。
开揍
最近社会上揍记者的风气很是盛行，佳音频传，国人无不吃惊，认为这算啥话，我们是民主社会呀。但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