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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注意到「真小人」「伪君子」的讨论，大多数都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要高，于是遂有人公开标榜他是「真小人」。这些自称是「真小人」份子，目的就在利用人们某种错觉，认为一个人一旦公开承认他是真小人，他不但不是真小人，而且还有一种不同流俗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陷阱。伪君子在情势逼迫下，还不得不做出一点好事，而真小人就无时无刻不在动他的脑筋，利用别人对他「率真」、「洒脱」、「英雄气概」的印象，做出丧尽天良的事。世俗称这种人无耻，而「无耻」正是所有罪恶的开端。毛泽东在听说有人攻击他是暴君秦始皇时，他轻蔑的说：「秦始皇才杀多少人，我杀得比他多一千倍！」听说有人攻击他专制时，他轻蔑的说：「是的，先生，我是专制，比你想像的还要专制。」面对这种流氓，所有人类崇高理想和道德规范，都没有作用。这种人越多，社会越堕落。不幸这种人再掌握没有制衡的最高权柄，社会就一定成为沸腾的地狱。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这跟事实绝对不符，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只注意到量的败坏，而忽略了质的败坏，没有质的败坏作基础，就不会发生量的败坏。
共产党质的败坏从一九五六年冬季爆发，毛泽东先生要求全国人民大鸣大放──百鸟争鸣、百花齐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号召，又是一个多么有道德勇气的开阔胸襟，历史上只有反对党批评执政党，而执政党多方面为自己辩护，想不到执政的毛泽东先生竟主动要求批评，还亲口保证：「言者无罪！」这项运动开始时反应并不热烈，说话的人寥寥无几，毛泽东先生于是发动虚怀若谷的攻势，最后甚至派出大小官员，手提礼物，分别访问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当面恳求：一定要指出共产党的错误，一个党不可能没有错误，这不是批评，而是帮助共产党进步。有些人深受感动，说了一些真心的话，写了一些真心的文章。大鸣大放进行了一年多，中国真的走向民主政治了，那是充满美景和喜悦的一年，可惜，只有一年。
第二年，一九五七年，记住这一年，这一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岭。毛泽东先生在收集了大量批评意见后，并不调查批评得对不对，也不调查批评者的用心，霎时间拉下脸来，像《封神榜》上殷郊先生念念有词，祭起翻天印一样，毛泽东也念念有词，祭起铁帽，铁帽上刻着「右派」，所有人遂都成了右派，纷纷落马，他们都是举世知名的高级知识份子，包括农村专家费孝通、化学专家曾昭伦、政治评论专家储安平、力学专家钱伟长，以及被共产党推崇备至的「民主进步人士」六君子中的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等。
──这里面要特别介绍：费孝通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现任主席；储安平先生则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写过一段绝句：「美国对日本太好了，只不过投了两个原子弹；对台湾却那么狠毒，竟投下国民党！」罗隆基先生对共产党更是醉心，他也说过一句绝句：「国民党有百非无一是，共产党有百是而无一非。」人生飘渺，得失难期。这是四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跟毛泽东先生要求批评的同时，台湾的蒋中正先生也要求批评；雷震先生响应号召，由他所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后来也被捕入狱。不过罪名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海峡两岸知识份子的命运，竟是同一模式。
「反右」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未有大骗局，不是指它伤害之大，而是指主持这场骗局的骗子，不但毫不羞愧，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对他自己的欺骗手段，洋洋得意；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称之为「引蛇出洞」，这是一个恶毒的戏谑，使人为善良诚实品德的沦落，悲痛叹息。不过，事实上，被引出洞的蛇并不是全国知识份子──他们不过一群上当的呆头鹅而已，而是毛泽东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邪恶灵魂，从大鸣大放到「反右」，他把说谎变成美德，他剥下自己身上最后一层「羞耻」表皮，露出血淋淋的恋尸狂患者的形象，令人颤栗。
是，当时有这种警觉的人太少，甚至很多侥幸没有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还在一旁帮拳。必须等到这些帮拳的朋友，也受到打击，才恍然大悟。毛泽东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使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谚语出现：「十亿人口九亿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悲剧。但毛泽东受到的报复却严重十倍，他在位期间，中国再没有人讲真话、再没有人不说谎，所有的人都誓言效忠毛泽东，以致他无法分辨这种效忠是真是假。结果是，他尸骨未寒，就发生他最恐惧的全国皆叛事件，对他鞭尸。
四
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话：「一部《水浒》，说得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这是对投降主义的一种不满，但鲁迅再也料不到，他逝世十年之后，毛泽东先生就向国民党投降，毛泽东亲到重庆，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不过毛泽东的运气比宋江、李秀成好，宋江在征讨别的强盗时覆没，李秀成写下供词后就被处斩，而毛泽东先生在投降后，因为国民党堕落崩溃的加速，形势倒转，这段投降事件，遂被封杀，在不得不谈到时，也被美化。
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像站在一片灯海之中，万籁无声，我凝视着天安门城头巨大的毛泽东先生遗像，他头上的「八字发」浓厚的分开两旁，这个绝顶聪明，以熟读《资治通监》闻名于世的阴谋家，他对中国人心，有灵活的把握，他了解，他作再多的恶，中国人不敢反天子的奴才性格，就是他的保护符，他将永远独霸龙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无误，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批判他。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政变，一举粉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标榜的就只是反江青、反张春桥、反姚文元、反王洪文，而不敢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天子，中国人的奴才性格，表露无遗。我们看到很多伤痕文学，包括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的子女和家人写的文章，他们痛斥江青女士、林彪先生之余，没有一个人敢触及到罪恶之源。在文化大革命山崩地裂的大风暴中，毛泽东先生让江青、林彪完全蒙蔽，好像是个木偶，以致政变后称江青女士等为四人帮，而把毛泽东排除在外，认定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无关。但大陆上广大愤怒的人民，当说到「四人帮」时，总是同时伸出五个手指，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沉默抗议。事实上，毛泽东先生是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应该再加上林彪、康生，合称七人帮。没有毛泽东发号施令，什么事都办不到，没有林彪的军队，没有康生的特务，更是连别人的一根汗毛都动不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过四个可怜的小毛虫。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写出真相，说明中国人的懦弱和卑屈。德国人有勇气批评希特勒、俄国人有勇气批评史达林，中国人却没有勇气批评毛泽东。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污蔑知识份子是臭老九，就事实真相而言，有它片面的道理。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因为人们受尽痛苦，早已觉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恐怕随时都会发生。人们所说的「再也不会发生」，是指原班人马登场，江青女士再出来干嚎，毛泽东在天安门再出来亮相，也发动不了红卫兵。那当然发动不起来，历史不能回头重演。问题是，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而大陆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仍原封不动的存在，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暂时沉寂，一旦九霄云外，响起野心家的巨雷，灾害仍会重现。因为，人们已把文革遗忘，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遗忘政策，中国人口头上最可怕的两句话：「算啦，算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两句毁灭中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种宽厚心理，实际上是掩饰内心恐惧的外衣。德国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纪念堂石碑上，刻着一段警句：「当人们忘记这件灾难的时候，这项灾难就会重演。」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当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时，文化大革命绝对会再重演！根本用不着到一九九○年代，就在八○年代，一次精神污染、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连电视播报员的衣服都改了装，而这两次运动之所以无法推展，是由于上面克制，而不是由于人民抵抗。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但官员却热烈反对，人民和官员一旦对立，人民总是大败，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记创伤，官员脑筋稀奇之处，在此又多一例证。而更稀奇的是：直到今天，人民政府还要坚持毛泽东理想，大概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声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关系！」这可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发明出来的怪诞逻辑，发明这项怪诞逻辑的官员，大概坚信别人的智商跟他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历史上却有前例。那就是颠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几乎屠杀殆尽。当唐王朝复国时，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当然绑赴刑场，当然屠灭九族。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还要向她叩头请安。因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显先生，是武照的儿子，皇帝固可杀叛徒，儿子却不可杀娘亲，偏偏叛徒是娘亲，无法下刀，更不要说灭九族了，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七搅八缠，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毛泽东先生的情形，跟武照女士类似，如果把他正名为叛徒而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头，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欲和保护既得利益，遂使毛泽东先生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女士所维持的地位。
那天深夜，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就在天安门广场，我凝视毛泽东的巨像，他在屠杀和凌辱了千万以上共产党后，竟然仍受共产党当权派的赞美，不禁百感交集。共产党能不能开创第二共和的新气象，摆脱丑恶的第一共和的阴影，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当奴才，我们只要看那幅巨像会不会继续挂下去，就可得到讯息。
──摘自一九八九·九·五·台北·林白版《家园》自我批判中国人死不认错，不知是否同人治的社会、德治的社会有关系？文革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的「自我批判」，也流行到日本。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闻过则喜」的群众大反省运动？响应孔丘先生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先生的「自我批判」，不是承认错误，不是基督徒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