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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们二人在像下合影，我再向他致谢，心怀壮志的想提出请他打碎塑像的建议，已说不出口，而且这是李学先生的创作，和华侨食品厂的所有物，我如果坚持打碎，难道去法院控告？我不愿做这种矫情的事，更不愿在威胁下做这种事，所以唯一的反应是，对故乡的父老兄弟，心存无限感激之情。
回到母校
富学生伙食团吃白面馒头夹肉，穷学生伙食团吃杂粮青菜。
从常村故居回到百泉宾馆后的第三天，再访县城故居。辉县县城街道已彻底改变，县政府旁边的空旷广场「老师院」，这个名字恐怕早被人遗忘，现在全都盖成民房，那棵三个人都抱不住的粗大白杨树，当然早被拔去；故居菜园已经不在，花房也无踪可寻，父亲在世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挖凿了一个地下室，也被填平；依旧可以辨识的只剩下三栋房子，还保持四十年前老样，但而今却全成了别人住宅，我找到上小学、初中时住的厅房：我住一头，表婶住另一头。姥姥──继母前夫的婆母，世界最可怜的老人之一，她跟我床对着床。当我指点床铺位置给武勤英女士和素萍看时，耳际似乎又听到她老人家的哀号；姥姥晚年得了不知名的怪病，双脚经常抽筋；县城故居共有三个院落和一个菜园，却只住着三个人。表婶是请来照顾一老一少的管家，我则是一个正逢叛逆年龄、楞头楞脑的淘气孩子，从来没有想到为姥姥分担半点痛苦，任凭她日夜哀号，我只要一倒头就能入睡。直到后来，那已是很久很久的后来，才逐渐体会出她可怜的身世。这跟我对姐姐一样，男孩子为什么成熟得那么晚！
常村和县城故居，全被共产党没收，另行住着别人，我这一趟如果是回乡定居，将置身何处？真正有国难归，有家难投？我不能想像，当我背着行囊，悄悄来到家门却被阻在门外，会伤感到什么程度？我徘徊在破旧败坏的窗棂下。幼时情景，一一回到眼前。我在辉县的孤儿岁月，最可纪念的一件事是，每逢过阴历春节，总是买一大把纸炮，塞到棉袍口袋里，燃一支香，爬到寂无一人的城墙上，一面走一面把它们逐一点燃，扔到城外，听它的爆破声，心里就有一种茫然的满足。我从小失去母爱，父亲又远在天涯，儿时说不出来那种若有所失的落寞感觉，长大后回忆这种天伦缺憾，使我对人间的孤苦，特别敏感。那位表婶，她是一个和气的长辈，早不知身在何处？连问都无人可问！
第三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百泉中学，幼年时最多彩多姿，也最荒唐的日子，就在那里度过，校舍已不是当年校舍，看到几个学生在那里打篮球，我告诉他们我从前也在这里打过篮球，他们停下来，不知所措的看着我，这是乡下孩子的特有表情。校长梁荣九先生出来接待，使我想起五十五年前的校长梁锡三先生，他是陈留县人，河南大学毕业，兼教我们英语，我就是抗议他而被开除的。抗议的原因是他星期天不放假，仍命学生上课，这纯粹是一番爱心，没有任何物质报酬。但老师的爱心，却靠强迫学生牺牲放假日子去完成，我不能接受。我从小就因为总是提出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在传统权威凌驾一切的社会里，走到任何地方，都会使人头痛，甚至使人讨厌。我终于被梁锡三校长开除，但他的认真教学，我仍心怀敬重。
百泉中学给我最大的创伤是，当时住宿学生，有两个伙食团，富学生吃白面馍（白馒头），穷学生吃杂粮窝窝头，我当然是杂粮伙食团的一员，但我多么渴望着能吃白面馍！我缴不起每月三块银元的昂贵伙食费，每顿饭看到家庭富有同学吃白面馍夹肉，心里就有一种卑屈的刺痛，禁不住暗中呼唤父亲：「爸爸，白面馍夹肉，好香！」贫富分明，像是无数钢针，伤害了多少少年人的心。我踯躅的走着，寻觅往日厨房的地址，当然早已无存。我走向一座高三教室，校长引我进去，让我讲几句话，我告诉同学，我曾经是这里的学生，并祝福他们明年（一九八九）考取大学。
再参观辉县第一中学，它前身是辉县县立第一小学，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我在这里读小学四年和五年级，当我对着唯一残存的两栋教室，而其中一座正是我当年的教室时，徘徊窗前，抚摸那又矮又小的课桌课椅！教室外原来是一个平台，平台一角有棵大树，那年春天，来了一窝蜜蜂，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站在大树底下，仰望蜂群，在清寒的空气里，心神和大地一样，没有一点晴空万里的暖意。当年格非老师坐在讲台上讲解《渺茫的西南风》的身影，只留下记忆。另一位侯万尊老师的凶暴──我的数学烂透，就是被他打得兴趣全无，完全失去信心，形象也只依稀。
校长李榜栓先生和副校长赵志敏先生，领我到图书馆时，赫然发现架子上排列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柏杨版资治通监》，使我感动！我也惊醒，时间飞逝，我离开这个培育我的母校，匆匆已五十七年。在送我出校前，我们穿过从前历任校长的古老住宅，我读小学时，校长是关朝彦先生，抗战中期担任辉县县长，在洛阳招兵买马，我那年刚考取兰州大学，既没有钱读书，又没有前往兰州的路费，一时间想追随他回乡，他警告我说：「你跟我回去干什么，爬也要爬到兰州！」我永远感谢长者指点迷津，如今已没有几个县民记得这位后来竟被枪决的县长了。
我一直认为辉县是一个很苦的县份，但看情形却不是最苦，不能只从衣食住行的简陋上判断文化的水平，当全国都在反知识的年代，辉县竟然拥有八个高级中学和十六个初级中学。迄今为止，在全县六十八万人中，已累积了一千八百个大学生。而我离家时，全县只不过一个私立百泉初级中学、一个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而已，大学生不会超过十个，这是一项突飞猛进。北方各省的文学风本来没有南方盛，但从学生的数量，至少可看出辉县以一个小县，已有不少的成果。即以移民台湾的人数而言，也比附近的任何一县为多，包括新乡。正当台湾报纸努力报导大陆文盲占全人口四分之一时，我兴奋的是，辉县不在其内。
另一件兴奋的事是，一位辉县年轻作家侯钰鑫先生，他的《白莲遗恨》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于去年（一九八七）出版后，深受文坛重视，那是一本四十万字的巨着，描写被清政府丑化了的白莲教故事，笔锋怆凉雄健。河南省因为水利不修，人民长久的生活在饥饿线上，终于丧失对文学和对艺术的追求能力。阅读侯钰鑫的作品，我相信年轻一代的广大知识份子，将突破加到头上、胡风先生所指控的五把刀子，开创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再赴郑州转往西安的前一天，十一月五日，我下榻的百泉宾馆，发生一件感动至深的事，中午，和亲友在餐厅进餐，餐厅位于宾馆深处，要走过一段很长走廊，才能走到。正在吃饭，隐约听见一个人低沉的厉吼：「哪里来的，抓住他！」接着一阵凌乱的脚步奔跑，不过霎时就归于平静。
勇敢的小友
我出动所有亲友找她，她可能流落异乡。
午饭后，回到房间，继续和满屋乡亲谈话，大概三时左右，一位女服务员送热水瓶进来，在放到桌上时，顺势给了我一叠纸，那是一封用紫色原子笔写在几张练习簿撕下来纸上的信。我打开它，上面写的是：
我不是来闹事的孩子，我是一个青年。
我的满腔热情难道只能换回「掷走」的下场！辇
我六点钟排队买票，因为我还没有出过家门──郑州，尽管我借的二十块钱被偷，我还是要来，虽然今日我终于来了，并且依稀看到您了，可是结果却让我落泪。
我此时很伤心，我就要立刻走了，坐汽车回郑州，我或许永远不可能再次见到您了！柏杨先生，如果您的心肠很软，那就见我一面，哪怕几分钟、几秒钟，全当是您对青年的关怀不行吗？
如果您真不愿见我，那么请接受我的祝福：万事如意、多多保重。
我没有什么话了，或许应该期待某一年的某一天再见您，同您交谈。
我只希望得到您一句话，「见」或「不见」，什么都无怨言。
我觉得一震，拿着那凌乱的四张练习纸的手，禁不住颤抖，我教素萍去找刚才送这封信的女服务员，问她交给她这封信的是谁？虽然信后署名「刘歌」，但这不过仅是一个名字，我要找到他，希望了解信上所说的「被撵走」「郑州排队买票」以及见不到我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托她转信的？可是素萍一脸迷惘的回来说，她问遍了所有服务员，没有一个人承认拿信给我。我晓得发生了什么事，立刻教素萍和所有亲友全体出去到车站和宾馆附近，大声呼唤「刘歌」！她们对我这项失常行动，流露出不能接受的惊骇，我说：「他是我的读者，从郑州来，身上没有钱，可能流落异乡，一定要找到他。」素萍一伙人出去后，我不抱希望的等着，果然他们空手回来。
这在这时候，另一位女服务生也送热水瓶进来，悄悄的把一封信放在热水瓶旁边，我马上拆开那封信，并留住女服务员。
「小姐，对不起，请等一下。」
她不抬头，我教素萍挡住她的去路。
给我的是第二封信，只简单一页：
我很佩服您的忍受力，假如我是您，故乡之行一定心已累了。您的慈祥、大度、幽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愿您永远快乐。
我问女服务员：「谢谢你传信，写信的人在哪里？」女服务员疑惧的望着我，我说：「我知道你们的困难，我发誓不说出你们的名字，但从冒险传信，说明你心肠善良，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们都永远感激，你知道，这跟政治无关。」她点点头，我命素萍一块去接。不久，一个女学生装束的姑娘泪流满面的走进来，她就是刘歌，郑州第七中学高三学生，她在电视上看到我到郑州时，我已离开郑州前来辉县，今天（十一月五日）一早，她在上学途中，搭长途汽车北上，想不到在车站，口袋里向同学借的仅有的二十元人民币，却被扒走，她又急又气，幸好遇到郑州大学一位男同学，他也是到辉县找柏杨，二人结伴而行，到百泉宾馆时，大概十时左右，任凭怎么求情，安全人员都不准他们进门，他们在附近游荡，看到车队回来，就跟在后面混进来，她说：「您正在吃饭，我们蹑手蹑脚往里面走，心里想，既不准见您，看您一眼也好，可是被他们发现，我们就跑，他们就赶，我们就跑散了，一个女服务员看我一面跑一面哭，把我藏到储藏室，黑漆漆的，等到没有动静，我写信托一位姐姐送给您，很久没有回信，我就再托一位姐姐送这封信：再没有回信的话，我就走了。」一面说一面哭，我为她拭泪，告诉她一切都已平安，一切困难都已解决了，我们总算见面，这是上帝的恩典，她立刻问那位郑州大学的男学生在哪里？她着急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刚才被撵时跑散的。」我教素萍等去找他，可是既叫不出他的名字，又不认识他，他又没有穿郑州大学的制服，怎么能够找到？正在为他焦虑，那位郑大学生，名叫唐明，却神采焕发的推门而进，原来他被赶过院子时，发现百泉宾馆正在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