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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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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时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结果,人人都成了知识份子。柏杨先生的一个朋友,老年丧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残年。有些朋友建议他最好找一位不识字的婆娘,以免她阁下挑三嫌四,胡思乱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几年,不得不悲哀的发现,要想找一个不识字的,可真不容易。这年头连五六岁的娃儿,用注音字母写起信来,都长篇大论。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就特别不起来,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当官的知识份子既非荣耀不凡,不当官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资格被封为「文人」。在私人公司当绘图员的博士,在计程车上当司机的大学生,你总不能说他们是文人吧。嗟夫,教习就是教习,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进士」一样,早已绝种,所以,这个法宝最好少祭,动不动就念念有词的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才不会被别人踩的哇哇叫。
   
恶补大国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多的补习班
   任何一件存在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它一定诞生,一定成长茁壮,搬块大石头压也压不住。没有了这些社会条件,你就是敲锣喝道,它还是不出来。君不见到处都有美容院乎,鼓其如簧之舌,保证满脸皱纹的阿巴桑,只要花上几两银子,被它那么一搞,立刻就千娇百媚。柏杨夫人前些时忽然冒出返老还童决心,不断向我伸手。而我是视钱如命的,岂肯乱用到那些骗子婆娘之手,柏杨夫人嚎曰:「老头,你不愿你老婆如花似玉呀。」凭天地良心,天下那有丈夫不愿自己妻子如花似玉的哉,不过据我的考察,就是把五十吨的蜜死佛陀堆到柏杨夫人头上,恐怕她阁下也如花似玉不起来。但是她老人家仍是往美容院猛跑,我虽然引经据典,并且弄了些洋书和洋大人的名言隽语,以张声势,结果她老人家猛如故。一年下来,尊颜未改,而我的稿费单却常常失踪,良堪痛心。
   于是柏杨先生发现,世界似乎只有美容院,却没有丑容院,不禁恍然大悟,假使有位学问庞大的朋友,在台北开一家丑容院,宣称用不了十分钟,就能把一个如花似玉变成一个阿巴桑,恐怕能把他这个老板饿的死去活来。这道理连三岁娃都知道,人有爱美的天性,不但女人有爱美的天性,男人爱美的天性更为勇敢,所以女人为了漂亮而花再多的钱,臭男人都付得起。这种形势,连飞机大炮都挡不住。那也就是,如果开了丑容院,同样的,用飞机大炮,也不能把太太小姐轰进去。
   恶补──恶性补习,也是如此。记得三四年前,或五六年前,某报社论突然宣布我们是「文化大国」,可惜自从猛叫了那一声之后,除了柏杨先生印象深刻,忍不住偶尔响应两句之外,已没人再提,大概是不好意思之故。我想,文化大国似乎太谦,事实上我们是「恶补大国」,台湾补习班之多,补习班之大──高楼巨厦,冷气电梯,以及教习待遇之高,使有些官办的学堂,黯然失色,补习班老板一个比一个阔,有的脑满肠肥,有的身揣绿卡,有的远在加利佛尼亚海滩,别墅焉、地产焉,好不风光。而一些「恶补大王」型的教习,更是身价非凡,柏老就有一位朋友,身在台北,每星期去台南一天,由台南补习班致送往返飞机票,早上呼呼飞往,晚上呼呼飞返,机场有人恭接,休息有高级旅馆,虽阿拉伯王子下东洋,也不过如此,好不羡煞人也。
   但各位读者老爷千万不要认为这也不错呀,补习班真是尊师重道。事实上补习班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机构,在这个现代化商业机构之中,财神高高在上,既没有「师」,也没有「道」,所以也就根本无法去「尊」,更无法去「重」。补习班里只有「推销员」和「主顾」,推销员是教习,主顾是学生。也可以说,补习班就是马戏团,教习就是小丑,学生就是观众。你能招徕观众,你就是大牌红星第一等角色,不要说坐飞机,就是坐火箭,老板也千肯万肯。可是一旦你黔驴技穷,不能叫座,或年老色衰,门前冷落。彼时也,别说坐飞机,你就是甘愿坐钉子,老板也没钱买。

   半年之前,一位回国不久,在某大学堂教数学的打狗脱,前来拜访,他深知柏老神通广大,拜托介绍教补习班,他是一个老实人,愁眉苦脸曰:「老头,你看我,靠大学堂的薪水,捉襟见肘。」进取之心,人皆有之,我就帮了他一个忙,结果不到两个星期,面无人色的被赶出大门。呜呼,补习班的教习,跟一般学堂的教习不同,学问大不值一个屁,主要的必须能招蜂引蝶。学生跟教习之间,既没有师生名份,更没有师生感情。普通情形之下,银货两讫,交易而退,谁也不欠谁的。盖学生老爷没考上联考,掏出银子,来收买两套本领,准备再干,如果教习不能卖给他两套结结实实的考试功夫,学生们总不能让银子泡汤,当然拍拍屁股就走,去别的店铺,打听有没有更好的货。嗟夫,学生就是饭碗,饭碗生脚,教习能不生脚乎哉。
   补习班老板,把教习当作摇钱树──对不起,越比喻越不像话,这当然不是说你阁下,请别多心。而只是,谁能为他摇钱,谁就是活宝,恶补老板抢着重钱礼聘,活宝一咳嗽,老板就掏阿斯匹灵。如果摇不出钱来。就是爱因斯坦先生也不行,两节课下来,一看你讲的不见得抓住联考题目,学生立刻散了一半(没全部散掉已够面子啦),老板的脸色就像刚挨了破鞋底,如果再不知趣,第三堂仍敢走进教室,那恐怕真是世界上第一流胆大包天的冒险家。
   补习班里,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无情的买卖,学生跟教习之间冷若冰霜,老板跟教习之间也冷若冰霜,而教习跟教习之间,同样冷若冰霜。柏老曾参观过台北最大的补习班之一,看到下课时的奇景,不禁吓了一跳。诸教习像沙丁鱼一样的挤在休息室,乌黑一片,却鸦雀无声,大家面目痴呆,精疲力尽,互相间不交一语,不但谁也不知道谁姓啥,简直是谁也不知道谁是男是女。盖正式学堂上课,教习可慢慢的讲,扯扯闲话,发表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训训学生出口自己的闷气,而补习班却是严阵以待,教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真刀真枪,一有冷场,就要卷铺盖,话题稍离考题,也得卷铺盖。严格说来,挣那份银子可真不容易,那不能称之为教书,只能称之为拚命。下得课来,自然奄奄一息。
   有些恶补大王一星期能教五十六小时的课,不分昼夜,埋头苦讲,连星期天都不休息,目的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是奋不顾身的赚钱,于是,台湾的教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恶补教习,小焉者生活宽裕,悠哉悠哉。大焉者除了没有私生活,没有人生的情趣外,其他应有尽有,汽车焉,洋房焉,有的甚至跟恶补老板比美,此乃第一等人物,使人起敬起畏。另外一类就不必提啦,只靠固定薪津的正规教习,面有菜色,迂不可及。
   ──其实当教习的,还有两条大路发展,一是搞上一个有钱或有权的腿抱之,弄个顾问、委员、董事、监事之类的名堂,一旦奉命,立即提笔上阵,搬出学术理论来支持大亨怎么搞都是正当的。另一是钻个官做做,「学而优则仕」,中外如此,谁也没啥可说。
   问题是,教习老爷岂真愿当恶补大王哉,乃不得已也,现在的待遇,初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六七千元。高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八九千元。大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一万余元。我们说「大约」,因为教习每月到底多少钱,谁也不知道,教习自己也不知道,恐怕请主计会计的朋友张口,也一言难尽,盖数目无几,却名目繁多。倒转过来说,虽然名目繁多,却数目无几。生在笑贫不笑娼的工商社会,五口之家,真得有点挺劲。要想进一步的温饱──台湾亚热带气候,夏天长而且热,应该改为要想进一步的凉饱,如买个电风扇,或雄心万丈,买个二手货的冷气机之类,既然没有别的妙法,只好乞灵于恶补矣。
   学生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是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也是使学生老爷考上学堂──学生老爷必须能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才有钱可拿。补习班老板好像月下老人,把双方撮合在一起,两情相愿,各取所需。跟美容院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再大的力量都无法把他们拆散,更阻挡不住它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三大考场舞弊案
   希望中华文化在考场舞弊案的处理上,复兴复兴。
   恶补的历史,可谓古矣,却在今年(一九七八)出了可大可小的纰漏。台北市培元补习班,在戒备森严的联合招生委员会中,来一个钱能通神,弄到试题,该补习班的学生老爷遂有福啦。当事情喧腾之初,联招会官员怒发冲冠,一推二六五,咬定试题没有外泄,凡说外泄的,都是恶意中伤兼包藏祸心。这是传统官场中的「摀粪缸盖」绝技,啥事都承认,就是不承认错误,对任何批评,就跟刺蝟一样,自己先行口吐白沫,针锋森森,教人不敢张嘴。不幸的是,这次没有摀好,被查出了真赃实据。印刷厂小小的吃了官司,培元补习班悻悻的关了辕门。硬嗓子的官员,则竹报平安。事态如此重大,处分却如此稀松,于是国人大惊。
   这使我们有勇气回顾清王朝的三次考场舞弊巨案,三次考场舞弊,分别发生于一六五七、一六九九、一八五八。
   一六五七年,南京主考官方猷先生,副主考官钱某先生(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二人率领十八位考试官,有志一同,大做买卖。发榜的那一天,全城哗然。一位考生老爷就写了一本《万金记》小说,「万」者,「方」字去一点也;「金」者,「钱」字去一边也,把送贿受贿的种种关节,作详细的描绘。清政府不但没有逮捕该书的作者,反而下令调查,把方猷先生的本家方章钺先生抓到北京。方章钺先生遂供出全部内情──跟「万金记」书上说的一模一样。清政府就把全体考生(举人),集中起来再考一遍,花钱的大爷遂全部露了原形。结果是,方猷、钱某两位正副主考官砍头,十七位考试官一字排开,一个个绞死(考官之一的卢铸鼎先生,鸿运当头,早翘了辫子),他们的父母妻子,全体放逐到边疆,财产全部没收。那露了原形的有钱大爷,一齐充军。
   跟南京考场舞弊巨案同时,也是一六五七年,首都所在地的顺天(北平),考场也发生舞弊。主考官李振邺先生、副主考官张我璞先生,眼睛只看见银子,没看见十年寒窗苦读的贫穷考生。他们跟有钱的大爷约好,由有钱的大爷在试卷上作一个暗号,然后按暗号行事,代价是银子六百两。以当时的购买力而言,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不过二两。六百两够一个人吃二十五年,可谓庞矣大矣,无怪动人心魄。动人心魄的结局是,李振邺、张我璞以下,包括行贿的考生,以及中间的媒介体。一齐法场斩首,家产没收,父母妻子有祸同担。
   四十年后的一六九九年考场舞弊,也发生在顺天(北平),放榜之后,大家先是瞪眼,接着是奔走相告。那时候还没有报纸,只有用笔写的「招贴」满街飞。清政府也没有捉拿写招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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