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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艺彩排《明朗的天》，并进行了座谈。
12月
18日《明朗的天》由北京人艺公演。
12月继母薛咏南去世，与方瑞同志去天津参加葬礼。
1955年
1月
3日剧协组织的表演干部训练班开学，曹禺应邀前去讲课。
1月
11日《文汇报》记者蔚明来访。后写成访问记《从〈雷雨〉到〈明
朗的天〉》，载《文汇报》。
春节前夕陪同周恩来同志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明朗的天》，并与剧组
人员座谈。周恩来肯定编演是成功的，并同剧组谈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2月
9日写信给《明朗的天》剧组全体同志，对他们在五十多场演出中
取得的成绩表示赞扬，感谢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2月
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风先生在说谎》。
2月
21日投入全国掀起的保障世界和平、反动核武器签名活动，并写《我
签了名》。
3月
2日在北京人艺剧院接待苏联剧作家亚叶·考涅楚克和夫人万·勒·华
西列莫斯卡姬来访，并与北京人艺部分同志座
3月
7日，与茅盾、老舍、曹靖华等在作协同考涅楚克座谈。
3月
17日陪同考涅楚克及其夫人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之后，
同导演、演职员会见并座谈。
3月
20日陪同苏联戏剧家普·列斯里夫妇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
列斯里说：让鲁妈答应四凤跟周萍走，是违背伦理的。其结果势必使观众不
再同情鲁妈，这样的处理应作些修改。
3月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剧协联合发起组织“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
五十周年纪念会”，曹禺应邀担任筹委会委员。
4月。。 11日出席在天桥剧场举行的“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
念大会”。
4月。。 13日出席中苏友协、作协举办的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
会。
5月。。 25日在《文艺报》发表《凡是敌人最害怕的，我们就要做》。
6月至。。 7月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视察了北京清河农场、中国人民大
学等处，并先后发表了散文《朽木生出了绿芽》、《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摇篮》
等。
7月。。 5日至。。 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言。发
言摘要发表在《人民日报》 （7月。。 29日）上。
8月作《极其巨大的胜利》，载《戏剧报》。
8月四幕剧《家》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8月。。 29日与郭沫若、茅盾等四十余人组成洪深同志治丧委员会。
9月初法国著名作家保罗·萨特来中国访问，曹禺和老舍、周立波、艾
青等同他会见并交谈。萨特对中国戏剧剧种的多样性和表现方法的新奇颇感
兴趣。
9月接受《文艺报》记者三次采访，并整理写成《曹禺谈 （明朗的天）
的创作》，载《文艺报》第。。 17期。
9月作散文《美妙的声音》，赞美人民广播事业。载《迎春集》。
10月出席中国剧协为欢迎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苏尔克夫一行
组织的座谈会。
10月女儿万欢出生。
10月作散文《在幸福的祖国的天空下》，庆祝建国六周年。
载《迎春集》。
10月接待由市川猿之助率领的日本歌舞伎访华团，并观看了歌舞伎《劝
君帐》。就其访问成功对日本听众发表了广播谈话，表示祝贺。
11月作《必须认真考虑创作问题》，载《北京文艺》第。。 10期。
指出：戏剧家必须考虑创作问题，满足人民需要，反映迅速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面貌。
12月为日本新协剧团演出《明朗的天》作《 （明朗的天）在日本演出的
祝词》。
1956年
1月与陈白尘、赵寻、贺敬之一起，为作协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独
幕剧集》 （1954—1955）撰写序言。指出：独幕剧在反映现实斗争，批评落
后现象等方面均有所发展，但也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2月参观北京体育馆、龙须沟、百货大楼等场所，作散文《半日的“旅
行”》，抒发对首都建设成就的欣喜之情。
2月为迎接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召开，作《不断努力，写更好的作
品》。载《文艺报》第
3期。
2月
27日至
3月
6已出席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作了以反对公式化
为中心的发言。
3月
30日出席《剧本》月刊举行的
1954、1955年独幕剧获奖剧本授奖
大会，并讲话。指出：独幕剧写作是条好路子，它可锻炼我们集中、精炼的
能力。希望大家更多地练习，更好地掌握这一艺术形式。
4月
5日《明朗的天》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创作一等奖。
4月
9日至
15日与老舍、陈白尘等参加话剧观摩演出会的在京剧作者的
剧本座谈会，并发表了意见。
5月
17日与茅盾等二十四人组成来之的同志治丧委员会，并于
19日参
加了追悼会。
4月
18日、19日在中国剧协第四次常委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创作
委员会委员。
4月
23日至
27日与老舍等人出席在京举行的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
议。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会见了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4月
28日至
5月
1日《雷雨》于印度尼西亚万隆由健华学习社在华侨中
学礼堂演出。
4月
29日至
5月
10日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夏陪同刘少奇观看北京人艺在怀仁堂演出的《雷雨》，刘少奇赞扬说：
“深刻，深刻，很深刻！”
7月
6日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家》剧组作关于此剧创作的报告。
7月
24日与杨朔一起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筹备会。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8月
9日由新德里飞往东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羽田机场
受到了日本戏剧界朋友千田是也、杉村春子、泷泽修、木下顺二、山本安英
等的欢迎。并同当地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座谈，加深了解日本人民对遭
受原子弹轰炸的沉痛感情，对军国主义罪恶的痛恨心理，以及渴望和平反对
战争的信念。在九州岛更目睹了美国占领军残害日本人民的暴行。
8月
24日在东京都拜访了日本剧作家久保荣。于东京特意拜访了秋田雨
雀先生。二十多年前，正是在他的推荐下，使《雷雨》日译本得以在日出版。
曹禺说：“我终于能够当面向他表达我深情的感谢了。”秋田雨雀先生热情
地接待了曹禺，并为之题字留念。在赤坂普林斯旅馆，还接待了《雷雨》日
译者影山三郎，并与之合影留念。
8月
31日应影山三郎的要求为之题字：“我很荣幸。”
9月
10日作《难忘的印度》，载《人民日报》。
9月
13日回到北京。离日前夕，两个老年战犯冒着大雨赶来送信，托曹
禺等带给在中国照顾过他们的朋友。其中一个将近六十岁的战犯，对曹禺说：
“我是一个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们找了最好的大夫给治好了。这个，
你们觉得不算什么，但从此我才懂得我该做一个有人道心肠的人，有正义感
的人。这是我在中国当战犯的时候学来的。”此外，还接待了日本十二个市
长。他们表达了渴望到中国观光的心愿。
9月
18日为苏联《文学报》作《我们撒下了和平的种子》，并载《人民
日报》。
9月为抗议美军在日本的罪行，作《征服不了的》，载《迎春集》。
10月为外文出版社《雷雨》英译本作序，序中说：“《雷雨》是一个描
写当时现实的剧本。如今，苦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部戏仅存留下它的历
史的现实的意义。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上便不由得浮起一种快乐、兴奋的
感情。因为我写《雷雨》的时候，我最深切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10月作《汗和眼泪》，对美国占领军残害日本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此
文载《人民文学》第。。 12期。
10月经修改的《明朗的天》 （三幕六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月深感社会活动频繁，据报道：“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半天才较轻闲，
是他的写作时间。在他脑子里，孕育已久的一个剧本——反映私营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至今没有动笔。其中一些材料也需深入生活再作补充。”
曹禺说：“一个作家抛开了笔，是最痛苦的，无论如何，总要写一些。”
11月作《不可磨灭的印象》，载《迎春集》。
11月为抗议英法入侵埃及，作《埃及，你一定胜利》，载《剧本》第。。 12
期。同时，参加了抗议游行，向英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
12月。。 5日作《致一个日本姑娘的信》，载《文汇报》。此信写给寿美子，
向她讲述了中国和平美好的生活，希望她到中国来。
12月在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和茅盾、老舍、邵荃麟、刘白羽等被选为书
记处书记。
12月接受《剧本》记者采访，谈剧本《家》的创作问题。他说：《家》
“不大忠实于原著”，它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关系作为剧本
的主要线索”，“着重突出反封建婚姻这一方面”，描写“这三个善良的青
年在婚姻上的不幸”。
1957年
3月接待《文艺报》记者张葆莘采访，谈生活创作道路。关于人物创造，
曹禺引用列文的话说：“‘我所谈的，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感到的。’
这个‘感到的’在创作上非常重要。一个人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总是个别的
真实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概括了许多共性的人。如果写作时，不是从那个具
体的个别的人出发，而只是从某一类人出发，首先想到的是那概括了的共同
的东西。立志要从这些抽象的概念创造出典型来，那就比较容易走上‘简单
化’的道路。有时不但写不出典型，甚至也写不出活的人物来。作者在事先
不可能知道他笔下的人物是不是典型，或者是什么典型，这只是事后由批评
家与读者判断出来的。”访问记以《曹禺同志谈创作》为题，载《文艺报》
第。。 2期。
年初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对话剧《原野》、《蜕变》、《家》进行
修改，拟出版《曹禺剧作选》第二集。但未能出版。
3月《家》在上海重新上演，赵丹撰文《写在 （家）的演出之前》。
3月《雷雨》、《日出》、《北京人》、《家》陆续在首都舞台上演。
3月《北京人》由新组建的北京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
演出。这是建国后第一次演出该剧，导演蔡骧，主演李晓兰、梅承藻、纪维
时等。周恩来看演出，因接待外宾来得较晚，特请剧组把“天塌了”这场戏
重演一次。“总理看完后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
句话，是不是新加的？导演说，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又说，作者对
那个时代的人，理解深。总理还谈到封建社会的罪恶，说公演这出戏，有教
育意义。”
4月去上海视察。据随访的《剧本》记者颜振奋报道：曹禺正在构思一
部新的剧作，“在他视察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时，访问了许多工
商业者，也认识了一些朋友。显然有多少人多少事使他激动。他的新作的背
景，不是
1934年他初次见到的上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