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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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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我”是从城里跑出来的敌人。一旦弄明白了“我”是自己人,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但是仍然在说“我”:“你还不赶快把鞋子穿上。”“有任务你就该悄悄儿走呀,为啥弄得噼噼啪啪一片响?”当“我”向他诉说沙子钻进鞋里的烦恼,只好拿鞋子出气时,老人横了我一眼,说:“老没有个完结,赌气就能完结吗?事情总得干到底呀……” 
  作者正是通过一个艺术工作者与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期而至的邂逅,诚挚地解剖了处在战争环境里某些知识分子内心的弱点———“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与平凡劳动者那朴实、坚韧的精神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心灵的震撼。作品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沿着这条河在走,走得飞快,仿佛长了翅膀。 
  如果读者要问:“你现在不感到脚痛吗?难道现在就没有沙子跳进你鞋里去吗?” 
  我要诚诚恳恳地告诉读者:鞋里的沙子是不会没有的,可是,我心里的沙子已经没有了,没有了。 
  读完蔡若虹的小说手稿,我不能不说,他真诚的心灵解剖感动了我这个读者。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老作者蔡若虹再次给《人民文学》写小说,这篇作品题名《十八度》,仍用“雷萌”笔名,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这是一篇题材独特、写法别致,具备着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这篇作品讲说的是“四人帮”肆虐时期那些“样板团”到外地演出,标榜“为工农兵服务”而实则要工农兵“诚惶诚恐”地为他们服务的并非虚构的故事,辛辣地、淋漓尽致地嘲讽了“四人帮”那些“指导者”的虚伪、伪善,矫揉造作的丑态,发挥了作家善于戏谑、嘲讽的漫画家特长,如同一篇绝妙的讽刺喜剧。可惜那几年下来,新老作家的佳作层出不穷,蔡若虹这篇用笔名发表的小说新作,没有引起评论家足够的注意。但是这篇艺术地映现历史小插曲的佳作,是能够留存下来的。   
  杨沫和“赤脚大仙”   
  著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生前素以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名闻于世。“文化大革命”恶浪翻滚之初,她曾和暂时在北京市文学界掌管“文化大革命”事务的青年作家浩然、李学鳌两人,尽心竭力地保护北京市老舍先生等一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和作家。至于后来老舍先生等仍遭造反派凌辱,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则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这些往事,北京市文艺界的老人,几乎无人不知晓。 
  下面说一桩杨沫关怀一位普通女青年的真实逸闻。话说60年代中期,北京市文联从别单位调来一个女青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人偏瘦小的个儿,着装朴素,不爱打扮,生活简朴,爱说爱笑;但也有文静、落拓的一面,显示一种文人气质。来单位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这女青年有个不同于别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就是一年四季从不穿袜子,当她的“赤脚大仙”。炎热的夏天光脚丫还可以理解,数九寒天,也是一双赤脚,就被人们视作“怪癖”了。这女子原籍江苏丹阳人。其实这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在我国南方,甚至中部地区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不穿袜子的男男女女,大有人在。只是在北方,尤其在大部分北方人眼里,就觉得有点儿“怪”了。 
  却说,文联机关一女青年不穿袜子的事,传到杨沫大姐耳里,就动了她的恻隐之心。一天,杨沫来文联开会,散会后,她想方设法找到那位女青年,“喂,我给你两双袜子。冬天不穿袜子,受了凉怎么办?”这个女青年面对这位因写《青春之歌》而闻名中外、受人尊敬的女作家、女前辈对自己的关爱,心中一热,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位女青年、“赤脚大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发表短篇小说《湮没》、《眸子》等而成名的女作家韩蔼丽。 
  (载1999年广东《读书人报》)   
  豪侠爽气是梁斌(1)   
  中国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话讲得很确切,作家梁斌就是这么个人。梁斌是冀中保定地区(以前称保定府)蠡县人,正是古代燕国腹心之地。古代燕国剑客侠士荆轲,正是从保定北边的易水出发,去谋刺秦王的。豪侠古风代代相传,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反外敌侵略、反内部压迫者的民族斗士。梁斌就出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早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他,一个13岁的少年,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进保定第二师范读书,又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他也酷爱文学,读了不少中国左翼作家和苏联的作品。他还积极支援30年代初期冀中平原农民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英勇地反抗地主剥削压迫,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震动四方的高(阳)、蠡(县,也就是梁斌自己家乡)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家乡不能待了,便流亡北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大公报》、《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等报刊,以梁斌笔名,发表他短小的作品。 
  这位燕赵豪侠之士,从他早期生涯,即可看出,他并非仅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纯粹文人。一到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之日,他便投笔从戎。1937年春,日本鬼子步步进逼,华北危急。他便回到自己家乡,组织救国会,宣传动员农民和各界群众,准备武装抗日。抗战爆发后,他相当一个时期任八路军冀中区火线剧社社长,既是行政领导,又发挥他的文艺专长。这个剧社在敌后抗日的严酷火线上,涌出了一批文艺人才,崔嵬自然是30年代就从事影剧活动的老一点的艺术家;像剧作家胡可、胡丹沸,作家秦兆阳(早期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徐光耀等则是新长成的文艺人才。而梁斌自己,在紧张战斗生涯中,也没有完全放弃使他着迷的文学创作。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就是他常带在身边行囊中,反复推敲、修改,最早描写高、蠡暴动的一篇作品。后来长篇名著《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形象,已在这篇作品中初作勾勒。可见一部佳作中作家成功创造的人物形象,并非一日之功;真如多年佳酿,是在作家心灵深处,酿制存放多年,方才“出窖”的。 
  抗日战争后期,他任家乡蠡县的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他随军南下,到湖北襄樊地区,任地委宣传部长,参加领导该地区农村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也算个“土改”专家。1950年,大约春夏之交,他到武汉来看望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时任中南文艺学院院长的崔嵬。我是崔嵬的学生,那年在学院文学创作专业就读。我们正准备下乡参加“土改”,崔院长请他给我们作报告。他介绍梁斌的经历,说他既有战争经验又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是从实际斗争中磨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又是文化人、作家,说他正用业余时间写作大部头长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斌。他个头不高,一身紧紧扎扎的农村干部模样装束,披一件黑色短大衣,显得精神。他的报告,主要是讲农村工作怎样深入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没有涉及文学写作话题。 
  1956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记得是在初冬,执行主编秦兆阳派我去河北省看望河北作家,并组稿。气候并不冷,那是北方很好的十月小阳春天气。那时河北省会在古城保定,而梁斌已不再担任党政工作,回到北方故乡兼任省文联主席,可以说是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我先去看望梁斌。老师崔嵬和新上级秦兆阳,成了我见他的介绍信和通行证。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红旗谱》已经有了稿子,正在修改,将由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写作的房间不大。但是窗明几净,一张写字台很大,上边文房四宝齐全。我方才知道,梁斌爱用毛笔写字,在写作之余,还常常练大字,也喜爱中国画。他说,写字画画,可以养气,练手腕,对身体、精神都有好处。那时我接触的中国作家,喜欢中国书法、绘画的,梁斌好像是第一个。梁斌的穿着、气质,我觉得有他独自的特性。这回见面,他上身是黑色中山服,下身却是黑色中式薄棉裤,他将裤脚绑扎起来了,这既是北方农民冬天的习惯,自然是为防寒。但这身装束,却使个儿比较矮小的梁斌,显得很精悍,为他平添了几分精神,更显出他这位生长在燕、赵故土,一条北方汉子,一身豪侠的爽气。我礼节性地向他汇报我此行看望作家的计划。他说初次来,保定古城一些地方,也可以看看。又当面和我约定一个时间,说要请我品尝保定火锅的味道。面对他的盛情,我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在梁斌自己掏钱的火锅宴席上,梁斌给我介绍了保定火锅特色。我感觉,那是一种道地的乡土风味。我虽说出生在城市,却是在乡间长大,所以也非常喜欢乡村风味。梁斌重点给我讲说的是保定豆腐。他说,保定水好,豆腐制作也好。果然斯言不差。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汤中豆腐的滋味,真是味美得没法形容。豆腐本是平常的东西,好的原料,经过厨师神奇之手精心配制,能做出这等美味,真是巧夺天工了。 
  河北省会迁到天津时,梁斌也去了天津,并将家安在那儿。1958年读到他新出的《红旗谱》,我很兴奋,这的确是写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字里行间透露了梁斌的豪爽之气,英雄豪杰之气。我从他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中,再一次体会、认识了作家本人的气质。也只有像梁斌这样阅历、气质的作家,方有可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刻画农民的革命性格、精神。这既是燕赵地域古风对他的熏陶;也是他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现、发掘出来,感受最深刻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作者容易做到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以作家涉笔了错误路线,从而否定作品创造了真实的英雄农民形象的永恒生命力,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豪侠爽气是梁斌(2)   
  60年代初期,在《人民文学》负责评论工作时,我曾安排一位编辑去天津与他恳谈,承他赐给我们一篇很精彩的谈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稿。此后,我再没见过梁斌。他今年该有84岁了。祝他气色如旧,寿比南山。 
  1998年11月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女作家刘真(1)   
  20世纪50年代,丁玲等老作家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文学讲习所),的确发现、推出了不少年轻,有实力的新作家。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是其中一位。我今天要说的是跟《人民文学》杂志关系密切,五六十年代,一直供应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佳作的该刊“台柱作家”之一的女作家刘真。 
  1954年初夏,讲习所的刘真来编辑部送稿子。那时她正处青春年华,个儿中等偏高,肤色偏黑,梳一条很长的辫子,人很大方,一脸含笑,说话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说她送来的《春大姐》这篇小说,经过她的辅导老师赵树理看过(注:那时讲习所每个学员,大都请了指导自己写作的老师,他(她)们的作品,辅导老师是第一个评论者。此风习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她也改过多回,“现在拿给你们,请严文井、葛洛诸位老师看看,给我提提意见”。刘真说罢,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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