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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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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意见。毕竟它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当时几乎没有评论家在报刊上写文章推荐、宣传。 
  《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出后,徐迟乃感觉受了鼓舞,于是开始了他下一步“浪漫的”创作旅程。他计划以“牡丹”为题,写汉剧名角女演员陈伯华的传记,以“火中凤凰”为题写文学家郑振铎的传记。“文化大革命”前夕,《牡丹》成稿寄到了刊物编辑部,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文艺界的气氛日甚一日地紧张、不宁,主编再无拍板勇气敢发一篇涉及戏曲女演员旧社会的生活、包括一段“藏娇金屋”生涯的作品。徐迟碰壁而归。 
  “文化大革命”中他靠边了,无法创作。但飘逸、潇洒的徐迟毫不灰心丧气,开始从创作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红楼梦》、俄国的托尔斯泰,写出几十万字有独到见解的文稿。“四人帮”的追随者勒令徐迟退休,领取退休金。徐迟一脸的苦笑,作家是不倦的劳动者,哪能退休?   
  三作家风格素描(3)   
  粉碎“四人帮”,徐迟欢欣鼓舞,立即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约,写出《地质之光》(写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轰动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的《哥德巴赫猜想》(写著名中年数学家陈景润);奔赴云南,写植物学家蔡希陶;来到北大,写物理学家、教育家周培源……写的多是自然科学家、知识分子,真是一发而不可收…… 
  这就是徐迟,他踌躇满志,“巡天舞干戚”,永远在探求,永不满足。 
  这几年,他潇洒地写出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一书,那是他法国之行的写情写意画;他支持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大胆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口号,虽然立即遭到评论家们“迎头痛击”;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创造了“正直的人变成了政治的人”(指陈景润支持邓小平,敢顶“四人帮”)的佳句,他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写作《哥德巴赫猜想》时,借去《昭明文选》做参考,并迫切地去查阅木玄虚的《海赋》。徐迟行文受汉赋以及中国传统骈体文的影响;徐迟写的小楷,龙飞凤舞,字如其人…… 
  我看见风在舞,飘逸,潇洒……   
  柳青和孙犁(1)   
  柳青和孙犁是我非常尊敬的两位作家。我尊敬他们不慕荣利,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园地里耕耘不息。尊敬他们高洁的人品、文品。 
  柳青是属于那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对文学创作事业如醉如痴、怀有伟大抱负的作家。在我的印象中更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对他精神、身体和家庭的摧残,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相信,他会写出新的超出他以前所作,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的艺术作品。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日子,他曾花了三年时间在陕北米脂县一个乡担任乡文书工作。丰富的生活积累,使他在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种谷记》。这是我当时读到的解放区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在小说中见出了他追求地方特色和用群众口语表现生活的努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组织之命到东北地区工作,1946年3月分配到大连市,主持书店的编辑出版业务并完成长篇《种谷记》的写作。按照当时一般人的做法,他会在东北解放区定居和工作下去。但作为生长在西北、长期在那儿工作并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的作家,柳青“热土难离”。1946年7月,他毅然向组织申请重返故乡陕北,参加那儿的自卫战争。当时战争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山东解放区,交通阻隔。柳青辗转绕道,越过沙漠、草原地带,穿过封锁线,几经折腾,用了两年多时间,历尽艰险,才于1948年10月回到陕北,可见其决心之坚定。到了陕北,战线已经南移,他立即投身他所熟悉的地区,去了解人民支援战争的那些生动素材。这样才有可能在1951年初春完成以沙家店战役做背景,重点写民工支援前线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 
  1952年有一批作家去工厂、农村。但真正在那儿长期住下来,一边参加当地的社会工作,一边写作,持久努力,惨淡经营,为人民奉献了有影响佳作的,柳青是突出的一位。 
  1960年秋天,我曾去长安县皇甫村看望他。村西北角有一座叫做中宫寺的破庙,他稍加修葺,成为自己永久性的住所。夫人马葳陪伴着他。马葳曾是当地的区团委书记,大学生出身,东北籍人,一身农村干部打扮,为人贤淑,性格爽朗。那天是她亲自下厨做了可口的饭菜,招待我这个“客人”。 
  柳青那用朴素的白纸糊顶糊墙的房里,一眼看去全是书。柳青是个勤读书、勤思考的作家,他懂外语,熟知马列和中外哲学、文学名著,渴求新的知识,思维敏捷,眼界开阔,这使他不同于某些仅仅满足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固步自封,因而停滞不前的“土”作家。他精神生活、内心世界的富有,与他一贯的极其淡泊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他那身黑色中式布衣的穿着,恰成鲜明对比。他看上去实在像个当地普通的中年农民,最多像个村民办教师或算命先生。他不只一次去某些地、市机关办事而在门房受阻。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作家,把他当成“不宜”进入领导机关的平头百姓。柳青不大在意这些事,对人讲起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 
  他同我谈的话题很广。印象最深的有:他非常强调一个党员作家、人民作家的情操、操守,而对那种以文艺为“手段”,追名逐利的现象深恶痛绝。他说一个作家需要观察、表现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但是自己一定要“终身保持心灵的纯洁”,同那种投机取巧、追名逐利之徒划清界限。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真的美的作品。这使我想起他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中的青年石得富这个形象以及刚刚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青年农民梁生宝的形象,这都是曾使我受到感动的心地非常纯洁的人。我坚信柳青是以自己的感觉、体验去理解、塑造这些生活里的先进人物。作家不是魔术师,污浊卑琐的心灵总难以理解高尚、美好的心灵,遑论写出来! 
  柳青有他的特性,他确实是终身守着一个作家的本分,专心致志地研究生活、从事创作。他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五月麦子开花,他要外出躲避(他有痼疾哮喘病,经不起小麦开花的刺激,从50年代初期起,他每年要外出躲避),除了通知他必须参加的会议,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皇甫村,经营他为之献身的事业。记得那天我离去时,夕阳辉照着皇甫村周围的塬上、村野,照着收工回来、迎面而至的农民们黝黑、健康的脸,他陪我在村路上走着,边走边谈。突然他指着一个刚刚擦身而过肩扛锄头的农民的背影悄声对我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关中农民吗?”他嬉笑地告诉我:“他曾是国民党时代这个区的区分部委员,你认不出来了吧?”言谈中作家自然流露出来的对他亲历的生活巨变的欣喜感、自豪感,给我印象极深。“文化大文革”浊浪乍起,强迫他离开住了十二年的皇甫村。他被关在“牛棚”里,身心遭受残酷的折磨。但在1968年10月当听说工宣队要进驻时,他抱着炽热的希望写诗一首:“落户皇甫十四载,事半人在心未灰;堆中蜷曲日如年,盼望大哥放我回!”1978年5月他已沉疴不起,身体极度虚弱,躺在朝阳医院的病榻上靠氧气瓶维持生命,但仍在朝夕口授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这真是一个用终生实践着“为文学卖命”的誓言的人啊!   
  柳青和孙犁(2)   
  柳青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爱文学之心与爱人民之心水乳交融在一起。他是以文学来为他热爱的人民服务。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痛痒,关心人民事业的兴盛发展,这正是他纯洁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他的赤子之心所在。这一点,我觉得他的某些行为有些像老托尔斯泰(据我所知他是一位熟读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对他有很深的影响的中国作家)。我去看他的那年他刚刚把《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一万六千多元全部捐给他所在的王曲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他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而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891年公开宣布放弃1881年后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十分热心参加救济遭受饥荒灾难的俄罗斯人民,为他们设立食堂,主持募捐。1961年皇甫公社牲畜管理不善,死亡骤增,柳青与饲养员座谈,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由饲养员、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最后还经长安县政府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饲养员。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曾花数年时间写成一部供平民用的《启蒙读本》。1972年柳青身在缧绁之中,听老家来人讲起陕北高原连年干旱、人民生活遭受艰难的状况,还以不忍之心写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他说,“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901年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直言批评东正教,而被宗教院“开除教籍”。柳青和托翁虽说时代及出身的阶级不同,但都属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啊! 
  “文化大革命”中对柳青打击最大最灭绝人性的两件事是,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在麦子开花时节,却不让他外出躲病,不给他应有的良好医疗,这加速、加重了他的病情。第二件事是爱妻、贤内助马葳受迫害跳井自杀身亡。柳青曾万分悲愤地说:“马葳一走,好比抽了我的筋!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我呢,是损失最大最大最大,我已经家破人亡了!” 
  倘若假以天年,作家柳青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近年有人因《创业史》第二部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有某些“左”的影响,而恣意贬低柳青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我觉得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分析、估量一个作家。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时代、历史的局限性。我曾当面聆听柳青说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的具体构思,今天我仍能很具体地感知他的“局限性”。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但我仍然高度评价《创业史》第一部,它是一部历史地探索了中国农民心态变化的无法抹去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创业史》,便没有浩然等众多作家反映农村生活的长卷,没有今天陕西写农村的作家大军:路遥、陈忠实、邹志安……之辈。柳青作为人和作家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我同作家孙犁可以说没有什么个人联系。50年代初期在作协的一个会议上初次见到他,高高的清瘦的身子。50年代后期,曾去他家看过他,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但读他的作品比见到他这个人要早,听他的同辈作家们说道他也不少。他早期的作品《村歌》、《荷花淀》、《嘱咐》,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及后来成书的《白洋淀纪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喜欢他作品抒情、含蓄、简练、淳美的个人风格。1956年我在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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