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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一瞬间集中了许多的生活。作者的苦思，人物的塑造，“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农场的真实图景（处境），对极“左”指导思想的绝妙讽喻，可以说借助这个“蚕豆早熟”事件的演绎、破译，而顺利完成。
珍珠农场在独臂残疾的转业老军人、场长兼党委书记袁光领导下本是个管理和效益都很好的国营农场，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曾受到周总理表扬。珍珠农场的蚕豆本是为了绿肥效应，可以增进水稻的收成。1970年一万多亩蚕豆突然提前成熟。那时袁光还没有被打倒，务实而灵活的他立刻采取果断恰当措施，来应对处理这突发事件。他认为蚕豆早熟，这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袁光还研究了让蚕豆年年早熟之可能）。完全可以用最快最短时间，将其收摘，让投入城市商业部门收购，进入市场，使市民吃上新鲜蚕豆，农场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何乐而不为？但为了最快地抢在机耕前收摘蚕豆，还宜动员农场工人、家属自愿前去收摘蚕豆，给以少量物质酬劳，即每收摘一斤蚕豆得一分钱。蚕豆卖给商业部门是一角一斤，这样公家（农场）得十分之九，工人及家属得十分之一，还是合理的。但是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也有杂音，副场长赵克俭怀疑这是不是搞物质刺激？然而事件虽被袁光成功处置，全场上上下下都还满意，尤其普通农工和家属挺满意。他们劳动一场，增加了收入，纷纷到商店去购买一点小日用品。收入最少者，也能买点糖块给孩子。可是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平地而起。工作组进驻农场，原物资组副组长、造反派头儿马跃给袁光脖子上挂了块大黑板———“袁光复辟资本主义罪该万死！”带头呼喊“打倒袁光”口号，公安部门将袁光抓走。这都是马跃等人勾结省里的轰派精心策划的。原来省上也分成两派，他们送的检举材料和记者所写珍珠农场“情况反映”，都到了省委新负责人手里，他做了“珍珠农场复辟资本主义”的尖锐批示，于是才有了省报“珍珠农场推行金钱挂帅复辟资本主义”的通栏大标题，派轰派当头儿的工作组进农场，宣布撤消袁光一切职务，予以逮捕。宣布马跃成为农场第一负责人，而赵克谦因为对袁光的做法表示过怀疑，被认为是“抵制过修正主义路线”，仍保留其副场长职务。工作组和新上台的马跃做了“蚕豆早熟”案不得人心的“善后工作”，收缴农工摘蚕豆得的那点劳动报酬小钱，而遭普遍抵制，只好要成分不好的人拿出他们的钱物搞个所谓“肃流毒展览”，以草草收兵。
季冠武的《蚕豆早熟》写了什么？（2）
农场的新头儿马跃则因被人揭发有真凭实据的侵吞大宗木材的经济犯罪和侵犯军婚的刑事犯罪，上台三个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第二把手赵克谦虽仍是副场长，成为珍珠农场的实际负责人。
这位赵克谦是个省级处长，1962年分配到珍珠农场做袁光的副手，这个“副”字延续了十来年到如今仍没有脱掉，而现在当了农场实际第一把手。他想只要自己今后小心翼翼，这个“副”字看来有望脱掉。赵克谦50年代当过农村区委书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过一番折腾。当执行上级“反冒进”精神时，他一下子将区内的农业社砍掉十分之九；而到上级要合作社升级时，他又在几天之内强迫初级社一律合并升格为高级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受到党纪处分。此后赵克谦觉得自己悟出了一点，就是要加强对自己言行的防御工事，他观察形势觉得左总是占上风，右往往彻底倒霉。因之自己往后行事的态势应是离右稍远一点，向左靠近一点，他的防御工事就筑在这个位置，这样可保安全无虞，不犯或少犯错误。
赵克谦这回当了实际的一把手自然窃喜。他想倒台的袁光，只要省里还是两派———他将省里两派对农场的看法归为农场姓“农”（主张搞好农业生产的）和姓“多”（主张农场首先是阶级斗争的阵地、战场），袁光就不可能卷土重来，他在农场的“江山”便可坐稳。且看他是怎样作为。恰好他当政头一年———1971年蚕豆再次早熟，而且是两万多斤。赵克谦心里惶恐。而下面的干部催促他快点决策，赵克谦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要他们学好文件、读好书，大批判开路和狠批金钱挂帅，大话空话讲了一堆，还要各生产组继续开会，学习批判。正在这时他要他们对蚕豆地照耕不误的拖拉机手和政工组长都跑来告急，场外农民，场内农工纷纷去田里强摘蚕豆，互相争抢，局势混乱。而赵克谦还在那里讲着什么要大批判开路，警惕阶级敌人捣乱之类的空话。直至蚕豆地里发生了武斗，赵还在说“阶级敌人挑动武斗！”政治组长冲着他说：“是你挑动的！”这场混乱好不容易结束，没有人过问场里两万亩蚕豆地早熟无收成及给武斗受伤的人付医药费，农场遭受的经济损失。赵克谦事后给上级写了个冠冕堂皇的报告，什么突出了政治，批了金钱挂帅，抓了阶级斗争，从路线斗争高度正确处理了武斗问题，全场职工提高了觉悟……而使他自己保住了农场一把手的位置确实无虞。然而赵的这次处理“蚕豆早熟”“政绩”，却使他人格、威信尽都扫地，屁事管不了的“软木塞子”外号，从此在场里传遍。有的职工写信向他提抗议，没呼他名字直呼其外号。尽管农场在赵克谦当政下，经济效益年年亏损，职工怨声载道，而赵克谦的位子，还是坐了五年，直至“四人帮”被粉碎。
“四人帮”倒台后，赵克谦觉得他虽说离“左”近点，但跟“四人帮”没有牵连；只要“文化大革命”没被否定，袁光的案也翻不了，因之他认为他的位子还是坐稳了的，只差脱个“副”字。恰在1977年，他还在台上，无奈又逢第三次蚕豆早熟。当他看见了肥嫩青色蚕豆荚，他像瞅见了竹叶青毒蛇那样吃惊。不过他还是沉住气。他想他这回处理这可恶的早熟蚕豆，应采取左右开弓，一边揭批“四人帮”，一边批袁光的“金钱挂帅”，这样他会立于不败之地，至于两万多亩青蚕豆的损失，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他没想到的是，随着“四人帮”倒台，省上不再有紧跟“四人帮”，农场姓“多”那一派的位子，他的支柱毕竟是垮了。就在他洋洋得意左右开弓而实批袁光“金钱挂帅”之时，上面的文件到了，等他来得及看一眼时原来是上级关于恢复袁光同志珍珠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职务的通知。赵克谦十分尴尬，这回“软木塞子”“防御工事”的招数失灵了。
读毕《蚕豆早熟》掩卷思之，在过去运动频繁，政策多变，“左”的指导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的年月，的确造就了不少“软木塞子”式的领导干部，他们不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不为民造福，不负责任。心中想的，实际做的只为自己如何投机取巧，“左右逢源”，保官保权，有机会还要往上爬这一件事。我想这也就是邓小平一再批评过的“四人帮”猖獗时期许多地方的领导班子或领导人软弱、涣散这回事的因由之一吧。季冠武写出了“软木塞子”这种典型人物及其存在的典型环境，深刻揭示了“左”祸为虐时那种生态之不正常。他给文学画廊提供了“软木塞子”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让人们照照镜子。这也就是这篇作品的价值所在。
其后，《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还刊出了季冠武一篇写知青生活的小说，题目叫《回城》。季冠武出的小说不多，但大体篇篇可看。
2004年6月27日写于湘江之畔
第三部分 作家逸闻集
匠心独步（1）new
——走进毛泽东诗词的意象世界
我曾追随毛泽东主席的脚步，从韶山、长沙出发，走过赣南、闽西；沿长征路北上，走过陕北，从延安到保安。于是在我头脑里构建了毛泽东诗词的意象世界。
《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毛泽东作为一代开国领袖又兼诗人，在诗词创作上，他确实是位诗心独运的“独照”巨匠。这当然跟他丰富的革命阅历大有关系。我认为毛泽东创作他那些独具个性特色诗词作品的条件，一是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帝王创建统一国家的政治雄心和古代诗人李白、李贺等人那样的浪漫诗情；再就是他在我国二三十年代曲折复杂、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带给他无比丰富的传奇般的生活阅历。在那传奇般历程中所接触的我国东西南北广袤国土、灵秀山川，无穷无尽的瑰丽、神奇，无穷无尽的变幻、多娇，显然也孕育、激发了他的诗心诗情，也使他“窥意象而运斤”的诗才得以发挥。
我有幸走过他早年“独立寒秋”的湘江之滨；后来又走过他十年内战时期小路独步或策马奔跑或“马蹄声碎”或“屈指行程两万”的许多地方；有了这些现场感受，因之似乎觉得更易欣赏、理解，也喜爱毛泽东诗词中他创造的那独特丰盈的中国自然山川的意象世界。
在“漫江碧透”的北去湘江里“中流击水”，在西岸“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岳麓山登攀，这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最喜好的一项活动。这项与中国自然山川亲密无间，又锻炼身体意志的运动，随即也陶冶了毛泽东中国传统诗人的浪漫山水诗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篇语）；造就了他那顶天立地、天不怕地不怕的山林之子的性格。所以他1925年写的开篇第一首《沁园春》词“长沙”就出手不凡，尤其上阕那似一口气吟唱下来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繁盛秋景意象，是古往今来任何诗家写家笔下所无的。再看那“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咏叹，其襟怀，其哲思，恐怕也只有古代帝王刘邦、曹操等的少数诗作差可相比。
我很喜欢毛泽东十年内战时期在南方中央革命根据地“马背上吟成”的那些诗词，像1929年10月的《采桑子》：“重阳”，1930年1月的《如梦令》：“元旦”，1930年2月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1年春、夏的两首《渔家傲》：反第一、二次大“围剿”，1933年夏天的《菩萨蛮》：“大柏地”，1934年夏天的《清平乐》：“会昌”。那是在中国南方绿色山峰和红色丘陵、盆地，毛泽东和朱德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屡遭挫折，又屡屡复苏、发展的，沉郁、悲壮时期；就像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那样，时而被“靠边”，时而又恢复，回旋、曲折。要了解这漫长岁月，革命家和诗人毛泽东，此刻此际的情绪、 心境，不能不了解一下中国红军这段历史和毛泽东本人的遭遇。我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浪漫诗人，总是对中国江山着迷。秦皇、汉武是这样，康熙、乾隆是这样，他们坐江山，打江山，频频出巡。毛泽东则是在打江山过程中从南向北，由西到东，走遍中国南北西东。浪漫诗人、著作家也是这样，愿意亲见亲历，最大限度地走遍国土，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都是这样。毛泽东战争年代的诗情，好些是触景即事，创造诗的意象。
192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正值农历九九重阳节，那时毛泽东住在红军刚刚攻下的闽西上杭城南，汀江岸边一个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