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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误，但他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而当时就有一位平素温文尔雅、颇具绅士风度的诗人、理论家突然走上台去，粗暴地驱赶吕荧并高喊“不许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的口号。这看来有点出人意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是领导当时作协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
舒芜的材料在报上公布后，作协很快组织人到可疑分子家中去收缴信件，笔者曾奉命去绿原家中，绿原说信件早已上缴。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这在当今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反“胡风集团”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最高领导人带头开了无视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通信自由权利的先例，自此以后，凡开展政治运动，对那些斗争对象，便没有任何界限、禁例了。被整对象的私人日记、书信、手稿等等一切皆在收缴之列，“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在中国，公民没有隐私权，历来如此；抄家流行了几千年。我参加过1955年、1957年上半年作协党内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会。在一次大会上，会议的领导者动员了一位女性作家发言，“坦白”她同“反党集团”人物的关系，讲明“坦白从宽”。结果这位女作家不得不把同那位文艺评论家（“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发生两性关系的种种细节 ，两人被“隔离反省”后秘密通信联系的方法等等统统抖露出来，成为所谓“爆炸性的发言”，射向“反党集团”的一颗“重磅炸弹”。而她自己后来并未受到宽大，仍被划“右”。至于在小会上呢，那些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们，无情地揭露对方的种种隐私，包括属于私人生活范围的事———比如这个男作家曾跟某某女人同居过；那个男作家看见离异后的前妻，两人“抱头痛哭”之类；还有作家观察了解生活的行为、方式———比如东北某大城市光复后，某作家去某妓院遗址看看———统统抖露出来，统统在揭发批判之列。特别对已经成为斗争对象的人，哪还有什么个人的“隐私”可以尊重，还有什么作家的创作事业和创作活动的特殊需要以及个人的面子、人格尊严需要尊重呢？要“剥掉画皮”嘛！这是斗争中流行的一句话，对元帅彭德怀如此，对丁玲、艾青等人也是如此！中国本无保护人的隐私、尊重人的人格尊严的传统，一到20世纪中叶，这些沉迷于“斗争哲学”的人们，已经将“揭隐私”“揭老底”发展到极点。只要能达到打倒一个人，把人“搞臭”的目的，什么手段不可以使出来？私人信件、“桃色纠纷”等等都在收集之列，然后加以上纲，作为置人于死地的“有力武器”。其后的肃反、反右的扩大化、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这样“运用”的吗？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3）
1978年深秋，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人民文学》杂志邀请一批全国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开座谈会，茅盾及原文艺界一些著名负责人到会讲话。会议的主旨是酝酿恢复文联、作协组织。其中一位原文艺界的领导同志讲话，涉及了过去文艺界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他以一个熟知内情人的口气说：那些“按语”（指《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集团”三批材料的按语）除涉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即关于“图腾”的那段按语）毛主席不便自己写，其余的都是毛主席写的或者经过毛主席定稿的（大意）。当时这位领导同志讲话的意思，听者们还不明白吗？
以上所写，就是我的点滴见闻。至于是否能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也就难说。探讨历史真实，是为了今天、未来的借鉴，而不是去纠缠过去。在这种共识之下，我相信个别领导同志也会像周扬同志那样实事求是地修正自己对过去的认识。正是这样，我才敢于冒昧地写点涉及过去的小文。我随时准备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正确批评。
注：《战线南移》是剧作家胡可写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剧本。当时周扬的发言把批评俞平伯、批评《文艺报》转向反对“胡风集团”，被人们戏称为“战线南移”。
写于1990年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1）
舒芜，原来姓方名管，安徽桐城人。人们往往认为，他是我国清初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方望溪先生）的后人，其实并不是，他和方苞是同里同姓不同宗。但是，作为一位著名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家、编辑家、杂文作家，他是有家学渊源的，这里且不详论；只说舒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70年代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他是一位辛勤、本分的劳动者。那时我天天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叫14连）从山坡上开出的一大片菜园和猪圈。每天在那里干着整地、育苗、锄草、浇水、担粪、喂猪等活儿的，也就是舒芜、冯雪峰、牛汉、绿原他们几位。他们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是出勤干活却特别认真，常见他们扎起裤腿、汗珠挂在脸上。
新中国成立后，舒芜大名远扬的自然是50年代初期，他发表在中南地区的《长江日报》，而被转载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及1955年对“胡风集团”揭发批判升级时，用他的名义刊登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今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早已彻底平反。然而历史地看，舒芜在这一案件的前前后后，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感兴趣，并作了些材料的积累和思考、探索的。我很早就知道舒芜同志，但平时并不来往。只是因为要探寻上述问题、核实事实，了解具体细节，才同他作了交谈。因此我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本人没有关系，文责由我自负。当然，我希望这个问题的探索能给历史、给读者提供一点思考的线索，也欢迎批评。
一、舒芜的《论主观》———五十年前一大公案
舒芜的《论主观》，洋洋两万七千多字，可以算作一篇哲学论文吧。这篇1944年2月写成两次稿的大作1945年1月发表于胡风在重庆创办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写作这篇论文的舒芜年方22岁。当时他已在一所大学教国文课并自己选择研究先秦的墨子哲学。其实舒芜本人并没有进过大学，抗战初期他是个高中生被迫中途辍学，以教书谋生。逐渐地由小学教到中学，再到大学。他可算是自学成才。他的学问文章怎样打下基础的呢？据他自己说：“我进初中之前，在家塾里读四书、五经、古文、唐诗。同时在家塾之外有机会读到两类书：一类是宋明理学书，理学终于不喜欢，对哲学理论的兴趣却培养起来，使我后来搞过哲学和哲学史之类；另一类是中国新文学书，包括了新文学几大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家的好些名作，读来读去，最吸引我的终于是鲁迅、周作人的散文集，尽管一个尚未进初中的孩子当然有许多不懂，却分毫不妨碍兴趣。”（见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舒芜文学评论选自序》）那么，他为何从研究古代的墨子转而写像《论主观》这样的现实哲学文章呢？这就要说到他和胡风的关系了。凡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胡风从30年代起就是鲁迅身边有名的左翼文艺批评家，抗战初期更创办了有影响的《七月》杂志。后来在重庆，他是周恩来信任的跟“周公馆”常有联系的“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坚分子、重要工作人员之一。舒芜是通过当时年轻小说家路翎的介绍认识胡风的。那时舒芜走的是纯文学研究的路，已在《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上发表了墨学论文《释无久》，还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舒芜将这些文章带给胡风看。胡风立即热心地将《论存在》推荐给《文风》杂志，将《论因果》推荐给《中原志杂》，将《文法哲学引论》推荐给《中苏文化》杂志分别发表，并且将墨学论文《释无久》介绍给陈家康看。陈家康是胡风在周公馆的熟朋友（后来是新中国一位著名的外交官），他是研究墨子的。胡风给舒芜写了信，将这些情况告诉他，并就根本研究方向提了建设性的意见。他主张舒芜最好不要搞纯学术，而是结合现实谈现实的文化问题，这是最急迫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是考虑、采纳了胡风的建议。陈家康看完了舒芜的文章后对胡风说，他想请胡风约舒芜见个面。胡风于是带舒芜到当时主编共产党的公开刊物《群众》的乔冠华那里去，约好了陈家康同时去那里，大家会面。这次见面，舒芜和陈家康、乔冠华之间谈论哲学、学术问题颇为热烈，陈家康谈墨学研究，对郭沫若的尊儒贬墨之论很不满。乔冠华说要发起纪念费尔巴哈，来强调哲学上的“感性”原则。他说我从德文原文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比已有的中译本准确。将他的译文稿给了舒芜，要舒芜准备写文章参加纪念（后来纪念并未实行）。胡风只在一旁听着。陈家康、乔冠华都是周恩来身边的得力助手，两人都是共产党内的才俊之士，两人同岁，都到了而立之年，也就是说比舒芜大9岁。陈家康的谈吐、见解，比乔冠华显得稳定而老成，更受胡风欣赏，也同舒芜颇谈得来；乔冠华气宇轩昂，胡风后来回忆说他有点儿恃才傲物，但学术见解有时使人感觉似“客串”，也略显浮薄。1942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作了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讲话，发动了整风运动（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当然，在党内，“三风”主要针对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1943年，整风的主要文件及精神已经通过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带到了重庆。周恩来身边的几位思想活跃的秀才像陈家康、乔冠华、胡绳（曾经帮助邹韬奋编《大众生活》，当时编新华日报第四版，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等纷纷根据自己对整风文件精神的理解写文章。陈家康在《群众杂志》上发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乔冠华在《中原》发表《方生未死之间》，胡绳写文章提倡“新理性主义”。这几篇文章总的倾向可以说都是批判在重庆进步文化圈子内一些人感受到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左”的简单化，沉闷僵化的教条主义，还包括宣泄一部分由此而产生的苦恼。当然这跟延安的整风目标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的，或许根本就没有对上号。较值得注意的是陈家康那篇，对借以唬人的僵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实质和危害作用的揭露批判有一定分量。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自然生命力”的论点，这可能是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提法欠缺科学的准确性，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舒芜在1944年2月写成的《论主观》中，倒是捎带批评了“自然生命力”这种观点。他说：“人既是人，其所发挥的，就只能是那有机的统一了自然生命和社会因素而不可分的主观作用，自然生命力不再能藏在任何里面而自有其作用；以自然生命力为武器的企图，实不免徒劳”，这“表露出费尔巴哈的倾向了”（见该文第十二节）。我提到这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