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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年春初，你提前上调，到北京的文化组去工作。你的离去是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也只有徒唤奈何。不久我被调“体委”体育报，也回了北京。虽说不在一个单位，我们仍有间断的来往，但回想以前合作共事的愉快日子，心里总有点怅然。１９７３年冬天我去广东出差，住在广州二沙头小岛。一天夜晚梦见在北京郊外西新城农村我们在一起的情景，醒时月光泻地，我随口吟了几句诗：“西新城头月，澈照二沙头。醒时音容在，何日重聚首？”我真的盼望我们能重操文学编辑旧业，而且是在一起。１９７６年《人民文学》复刊，没多久我们果真又在一起了。这时你是小说组长，我是你的副手，我们仍然非常愉快地合作。但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心情是抑郁的，工作起来总觉不那么踏实。等“四人帮”一倒台，我们立刻振奋起来了。这时小说散文组头头仍是我两人，虽不是以前的原班人马，增加了新人，但小说散文组仍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出谋献策，力求小说散文创作在新时期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心声，且在艺术上有新突破。记得1978年6 月，久未给杂志写稿的女作家冯锺璞给我们写了篇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很有艺术感染力。这可能是最早写这类题材的小说，那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也许正是考虑这一点，7月份新调来的主编将稿子否了。然而你和我取得了默契，我们将这篇小说悄悄留了下来。待一听见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你立即兴奋起来，我们商量了马上向主编建议，邀请几位年轻作家开一个围绕天安门事件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主编欣然同意。由于动作快，我们收获了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 》，连同经过冯作家稍加修订的存稿《弦上的梦》，我们在当年第12期及时推出了这两篇力作，后来都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是同一年，北京市有位当时还是无名的作者寄给我们一篇小说，你从堆积如山还来不及分到初审编辑手里的稿件中抽取出来立刻就看，看了就对我说：这是篇可用稿，你再看看；我愿当它的责任编辑。这篇小说的题目叫《玉雕记》，作者是肖复兴，至今很活跃而多产作家 。我估计肖复兴至今不会知晓他第一篇发在《人民文学》的小说，责任编辑是谁。这里仅举一两个例子，我希望今天的读者了解，曾经有如此敬业的文学编辑如你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正是你的带领，小说组全体人员通力合作，调动了社会上新老作家积极性结出的硕果。我还想说一点，你并非没有创作能力。你在青年时期就非常喜欢文学写作。但因服从工作需要，在长期编辑生涯中你几乎放弃了创作。尽管如此，在五六十年代，你曾在《人民文学》发过两篇分别受到两位执行主编秦兆阳、陈白尘赞赏的作品，一篇是1956年发表的战争题材小说《人民的女儿》（笔名许汀），一篇是写毛主席儿女亲家张文秋女士夫君刘谦初烈士的传记《党的儿子》（笔名严午）。
1982年春天，我离开《人民文学》，到作协新成立的创作研究室工作 。没曾想相隔不到一年，你也要求离开，一周后即获批准。不过和我不同的是你是通知离休，而我还在工作 。其实你那阵子身体、精神尚好，刚到离休年纪就被告知休息，这在我们机关实属少见。
本来还可以工作，却突然终止。这未曾料到的结果，怕是种下了你后来患帕金森病（一种使人的脑神经受严重伤害很难治愈有时致命的病）的病因。不幸的是这时又逢你的居住环境突然改变，你的家迁到劲松小区，左邻右舍没有任何熟人，一栋孤独的大楼里。那几年我常去看你，你心绪不宁，你说出门害怕，看见生人恐惧，已经染上初期的帕金森症。那时就吃不少西药，牙要治，肠胃也不大好。常去医院看病，成了药罐子。而这些药品的副作用，实际上造成对内脏器官的长期伤害。那阵子你还有点事做，帮《小说选刊》选点稿子，但你已无创作情绪。谈起浙江故乡和你怀念的四明山，你说身体不好，恐怕去不成了，只托我帮忙评论你的一位朋友写四明山游击队的小说，我因事忙，也没顾上评。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作为知心好友，我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１９９３年，你迁入方庄新居后，我同《人民文学》的朝垠、向前曾邀约一起去看你，我们欢谈并合影留念，那是你精神最愉悦的一天，想不到一年后朝垠突然过世。去年初春赴美探亲前，我又约了《人民文学》的老领导李清泉、好友刘小珊一同去看你，你的病情有新发展，老朋友虽说还相识，但话讲几句就讲不下去了。听你小女儿小缨说，你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有时还打开自己的抽屉作看稿状，还瞩咐说“抽屉里有我的东西，你们别乱动”。听到此我非常心酸，这正是你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呀。这次相别，我心里不是滋味，笼罩着不祥的预感，担心再见不到你。在美国几个月，我最牵挂的就是你。但是痛苦在于你的身体状况使我没法同你用电话或书信交流。你现在走完了艰苦的一生，你永远活在这个时代的阳光和阴影之中，活在爱你的人们心中。
断忆（5）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完稿
１９９８年3月１４日修改
（原载《人民文学》杂志）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1）
《人民文学》原副主编、优秀编辑家王朝垠未到天年，不幸突然去世了。作为他几十年的同事朋友，无力回天，却来写关于他的文章是很痛苦的事。但是朝垠在我心里，始终是个生机勃勃的人。我愿这篇拙文，能够还原一个鲜活的王朝垠，留给世上爱他、敬他的人们。
他出生在湘南一座偏远的小县城永兴县。父母早逝，留下朝金、朝垠两兄弟。母亲去世更早，朝垠几无印象。对父亲还有点印象，那是艰难地支撑着生活的一家小饭铺的个体劳动者，后来朝垠上大学时他也因病逝去。父亲原是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这位善良、纯朴，一生穷困的人，唯对儿子们抱有希望，所以孩子们的名字带上了金字银字。这样带金带银的取名，在中国老百姓中是习见的。反映了他们想改变贫穷处境的心态。“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别人向他开玩笑说：“朝银你这名字有拜金主义的味道。”朝垠爽朗地说：“那我考虑改一个。”最省事的办法是改成笔画更省而同音的“垠”字。后来人们看见朝垠写大字报的署名是“朝垠”，其后就成正式的名字。
1949年冬天湖南的解放，给这两个生活陷于绝境的少年带来全新的希望。不到15岁的哥哥考进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其后被选送北京空军学校深造。13岁的朝垠在父亲的支撑、亲友接济下，得以继续初中的学业。但到1952年初中毕业，家庭经济状况已不允许他升学。这个加入了共青团的单纯少年人将他对明天的向往直接寄托在他无比热爱的人民大救星毛主席身上，他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信，诉说他的困难和求学的渴望。果然不久县文教局即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复函件。班主任找到朝垠对他说，往后你就放心上学好了，经济困难国家帮你解决。从此，这个优等生上高中、念大学都享受国家优厚的助学金待遇。在大学里因品行优良，他还一度被选为“肃反”的专职干部，帮助甄别案情的真假，受到特殊信任。1959年王朝垠大学毕业，一个灿烂的秋日，他和他的几位同学们，其中有他最要好的同窗好友邓兴器（现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何启治（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副主编），从武汉珞珈山来到久已神往的首都北京。他们放下行李，马不停蹄地直奔天安门广场。我好像看见年轻的23岁的瘦高个儿的王朝垠精神抖擞地冲在最前边，他欢呼、跳跃，他觉得自己离敬爱的毛主席这样近了，毛主席仿佛就在红墙那边向他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小同乡，微笑地招手。他多么自豪啊，因为从今往后便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这群青年男女立即集合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照片上鲜明地写着“走向生活，1959年9月2日天安门”几个字。照片一直被朝垠珍存着，放在书房写字台玻璃板下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朝垠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辑部当见习编辑。但是走向生活并不总是那样风和日丽，轻松愉快。就在这年冬天，朝垠遇见了一场意外的风雨的突然袭击。原来他向来引以自豪的在山西某市军工部门一家新建工厂担任领导成员的哥哥朝金忽然在一夜间被判“反革命”罪，被送去劳教三年，撇下妻子和刚出世不久的孩子。哥哥不服，将某厂的《起诉书》和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寄给了弟弟，希望弟弟为其上诉最高法院。朝垠接到哥哥的信惊呆了。哥哥怎么会是反革命？他是做过肃反工作的，细看《起诉书》、《判决书》则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这是不是件错案？朝垠怀疑了。但身为共青团员能够不相信组织吗？朝垠内心十分矛盾。不管怎么说，哥哥被判反革命罪已是个客观存在，不管判得错对与否，都需向组织报告。记得朝垠最先是找我汇报的（那时我兼任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我也看了那《起诉书》和《判决书》，觉得它是脆弱的。因为构成“反革命”罪的历史根据是他哥哥自己曾经交代，1949年解放军刚进县城，而乡下情况还很混乱时，他曾动过念头，抢几条解放军的枪，占山自立。这怎么说也是一个少年（那年他刚过15岁）天真幼稚的想法，虽说是“反动”的———想抢解放军的枪还不“反动”？再则它也没有成为事实。何况，在这之后他很快进了人民革命大学并被保送北京深造。这还不足以证明这少年最终选择的是进步和正确，而组织在审查清楚他的出身、历史后，对他不也是信任、培养的吗？尽管如此，我们那时候的观念第一是相信组织，《起诉书》、《判决书》代表一定的组织，而自己的感觉判断则不一定正确。因此我劝朝垠最重要的是站稳革命立场，最好不要自己替哥哥上诉，要相信组织并经由组织解决问题。我也很快将此事报告给单位行政领导，又由行政领导给机关人事部门通告。结果朝垠被认为立场不稳，为反革命哥哥辩护。领导责成团支部召开团员会批评他，朝垠在会上只好承认自己犯了政治性、立场性错误。这是朝垠走向生活遭受的第一个挫折。实际上这事儿影响了他其后十几年。那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强调的就是政治立场。1959年又刚刚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作协批判、处置了不少人。如果认为一个人政治立场不稳，那将影响对他的使用、提拔，更不用说入党。朝垠在这年冬天即下放怀来劳动锻炼，60年代初期最困难的时候又调他回机关专门从事小球藻的生产制作，根本没有调回《人民文学》上岗一说。一年后转正，所有分配来的大学生，工资都略上涨几元，只有王朝垠一直保持着56元20年一贯制，尽管他早已成为熟练的编辑。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期工资才开始调整。当然，这时他哥哥的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