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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艰难曲折。起先他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这点我早听说过），他和姚文元关系也好（两人在《萌芽》编辑部同过事）。但他同张春桥观点不大一致。不久就认为他“反张春桥”，免去他所有被安排的职务，长期下放钢厂劳动。后来有人建议他给张春桥写信检讨自己。我那次见他时，他处境已略好一些，允许他一面在生活中改造自己，一面写作。好像当时上海一家文艺刊物还煞有介事地发过一篇短评，题目叫《走出彼得堡》，据说是张春桥授意写的。据万春说，是以他为例，说明一个作家应多看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以便端正世界观，重新写作。他说他已写了短篇新作，将在一家报纸发表。万春还给我谈了些别的，如当年一位编上海党刊，也擅写小说的业余作家，《人民文学》也曾联系过的，现今是王洪文的秘书。毛主席接见王时，他有时也在场。万春跟“工总司”的人有接触。他听人家告诉他，这位秘书讲，毛主席对他们说，要多读点历史书，还给他们开了篇目要他们读。我听了万春转述，觉得颇有启发。我本来就爱读历史书，大约在这之后，读得更起劲了。近来我读了一部写“大秦帝国”的大书，我发现就是当年那位秘书写的，他很可能受过毛主席谈话的直接启示吧？万春这个朋友，我从他的见闻中是能得到帮助的。
1987年，我接手编《传记文学》杂志，去上海组稿时又去看了胡万春。这时他在香花桥路还有一处住宅，我是在这里见的他。这可能是“四人帮”粉碎后，我第一次在上海见他。他的创作有了新起步，小说《蛙女》在上海报纸上连载时反响不错，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听说收视率也蛮高的。他在创作上仍有抱负，记得他同我说过，想写一部以上海为题材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他已开始构思。开头，他想从黄浦江悠然的钟声写起。这回在上海，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介绍一位年轻的陶红珍女士与我相识。那时《传记文学》杂志想拉点广告。而期刊的广告又不大好拉，陶红珍却给我拉来好几期上海厂家的广告，这完全是看在万春的面子上。后来陶女士到深圳发展自己的事业，还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秋叶飘零》，寄赠给我。
90年代，胡万春改为下海经商，他和越南河内做生意。这大约想试试他作为宁波人的智商吧？同时越南对他也算旧地重游，或许真能找到商机？90年代初，他有事到北京，曾来我家中欢谈，仍是那样精神，谈锋很健。只是很少再谈文学创作。我不知他那大部头长篇动手没有？反正他没再提起。我也未去了解，他经商效益如何。我总觉得他来日方长。1996年我已离休在家，这几年没同他联系。想不到新听到的消息，却是他已离世，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在世间又失去一个同辈朋友，只好靠回忆将他的形象铭刻于心，也相信世间那些喜爱他的人，会纪念他。
1998年9月7日
（原载《文艺报》）
人生的戏剧（1）
——浩然逸闻
一位来客说：你熟悉作家，是否写点关于作家的文章？我说：好吧，我考虑一下。因为时下纪念、忆念作家的文章甚多，有的虚张声势，掺进了不少“水分”。我不想与这样的“大作”为伍。拙作只想讲一些属于作家的实在的人生，实在的事情。何况有的作家的某些经历，天生就具备戏剧性，无须笔者任何“添枝加叶”，本身就有某种“传奇”色彩。例如眼下我要讲的浩然。
浩然，原籍河北省赵各庄矿区，长成在京东蓟县的农家。方头大脸，大耳，按照传统的说法，颇有几分“福”相或“官”相。然而浩然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自幼接触的是革命的事物，儿童团站岗放哨、抗日、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分田地……他聪慧、好学，便由一个早熟的孩子、普通的农村基层干部，逐渐走上了“文墨生涯”。50年代初期，他已是《河北日报》的农村记者。
50年代中期他来到首都北京，任中苏友协《友好报》的编辑、记者。但他真正喜欢的是写小说，这就跟工作任务发生了矛盾，令他非常苦恼。他既要完成报纸的任务，又不愿意放弃文学写作，这样便一厢情愿地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业余文学创作之路。牺牲了休息、娱乐，周末常常蹬一辆自行车，啃着两个干馒头，到京东他所熟悉的农村去会会乡亲、朋友们，保持同农村生活的联系。浩然最初的一批短篇小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来的。
的确，成为一个作家主要靠作家自身的奋斗，靠作家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但是也取决于一定的“机缘”。比如前辈作家、文学编辑的帮助，对于一个无名青年走上作家之路，有时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浩然常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缅怀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已过世的老作家巴人对他的支持帮助。在浩然的人生道路上，那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这年，《友好报》要结束了，浩然被分配到山西省工作，已经办了调离手续，并为他开了欢送会。离开北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这几天浩然仍然心绪不宁，想着他那刚刚开始的文学生涯。要走了，跟他所熟悉的京东的生活根据地从此隔开了，去到一个陌生地方，陌生的工作岗位，往后还能不能继续业余创作呢？他一个人落寞地坐在集体宿舍里，一股莫名的愁绪涌上心头，难以排遣。这天晚饭后，他忽然想起，何不将已经发表的小说剪报编辑一起，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碰碰运气”。好歹算是自己前段文学写作生涯的一个总结。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址，亲自跑了一趟，将稿件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发室。
谁料不到半个月，巴人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满怀欣喜的心情，推荐一位风格清新、善于描写农村生活的年轻新作家浩然，并预告他的小说集《喜鹊登枝》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人以文学评论家、作家及编辑出版家两重权威的身份，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郑重推出一位文坛新秀。虽说文章不足两千字，但在一位无名作者看来，那是字字千钧的分量呀！
浩然受宠若惊。为什么有这样快的速度呢？据浩然事后了解，经过是这样的：
小说编辑龙时晖的办公桌上有一大堆小说书稿，其中包括收发室新近送来的浩然的投稿。社长兼总编辑巴人那会儿身体不适，在家中休息。这天他来到社里，去到老龙的办公室：“喂，最近有什么书稿，找一点我看看。”“您要什么样的？”“找点轻松的、短些的吧。”龙时晖随手拿起桌上浩然的短篇集：“这是新来的一部，还来不及细翻呢。”“好吧，我拿回去看看。”巴人，这位经验丰富、求才若渴的老编辑，一口气读完浩然的十几个短篇，拍板定案，予以出版，并很快给报纸写了那篇推荐文章。
这真是机缘凑巧呀！设若浩然不在那时候送出那个短篇集呢？又设若巴人不是指名要点轻松的、短的作品看呢？再设若不是像巴人这样热情奖掖年轻新作者的社长兼总编辑呢？无名作者浩然的投稿恐怕难以有这样好的命运。浩然可能去山西了，被压抑的文学才华很可能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重新表露出来。
不用说，浩然的第一个文学创作集出版，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也可以说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浩然取得组织的同意不去山西，留在北京分配了工作。作为作家，他没有脱离他所熟悉的生活根据地；作为《红旗》杂志的文艺编辑及北京市的创作员，这才有其后如喷泉般涌出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艳阳天》等作品。
假如说生活是个大舞台，那么人有时是身不由己地被社会推上舞台，并在其间扮演一个角色。处在社会急骤变化中的作家，又怎么能够例外？幸欤不幸欤？角色是要由你自己扮演的，你怎样把握自己，坚持你一贯做人处世的道德，而不被名利或“实用主义”的利欲所诱。我国古人说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告诉人们，在环境改变之后，该如何自持？
浩然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推上北京市文艺界的“舞台”，担任革委会负责人。他出身农民，有农民的求实精神，却鲜有那种狭隘性、报复性。这是因为几十年的生涯中他已成为一名党的干部，他很了解北京市的作家，他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看问题，这实在跟当时林彪、江青之流“砸烂黑线”的观点大相径庭。他利用当时所处市文联“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成员的地位，尽力保护北京市的一批名作家，像老舍、杨沫等人。但老舍终于被迫害致死，是他力所不及的。但是在这个活舞台上，也还有另一种人的表演，当时“激进”的色彩、情绪、语言，浩然何能望其项背！不久，浩然被当作“老保”“挨批”，靠边站了。
人生的戏剧（2）
1973年春，我从干校回京，去看浩然，他正在北京东兴隆街关门埋头写他的长篇《金光大道》，写得很苦。为避免外界打扰，他叫人把他锁在房间内。只有吃饭休息，才出来“放放风”。
又是一种“机缘凑巧”？祸耶？福耶？1974年初，几乎是“第二号”“权威”人物的江青，出面找浩然了。这以后，浩然与另一位作家，飞往南海，“代表中央首长”这儿宣讲，那儿慰问，好不“风光”了一阵子。无可否认，浩然这期间写的作品，讲的话，有不少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有同志写文章严肃地批评，浩然自己也向组织和群众做了恳切的自我批评，这都已经成为历史，笔者绝无意为他“翻案”。
我只想讲讲浩然成为江青的“座上文人”后的一段真实的逸闻，是颇富“戏剧性”的。
却说1975年秋天，江青窜到大寨，带了一大帮子亲信及“座上文人”，浩然和另一位作家也被邀请去了。
江青素来爱搞突然袭击。这天晚上，宴罢之后，大家济济一堂，围在“首长”身边。“首长”突然发问：“……你们这阵子，听见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喔哟，“伴君如伴虎”，伴这位做着“红都女皇”梦的人更是如此！众人心里一齐打鼓，不知道咋样回答才能遂她的心、合她的意呢？就在这紧张的似乎要爆炸的时刻，突然，“首长”又发话了：
“浩然你说说看，你听见过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
这真是“大祸临头”，该怎样处置？浩然从容地站起来回答说：
“报告首长，我这阵子一直在山沟沟里跑，体验生活，准备写我的作品。我没有听见什么关于首长的谣言。”
“你坐下。”一场可能的大祸，被浩然巧妙地抵挡回去了。其实，1975年下半年，关于“红都女皇”的种种传言不胫而走，老百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又岂有敏感的作家如浩然者不知道的？但是浩然在一瞬间设计了“上策”的回答，机灵地对付了江青。在这节骨眼儿上，浩然没被江青盛筵、美酒弄晕了头，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广大的干部、人民群众对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关于江青的传言，难道不是真实地表达了老百姓的爱憎吗？倘若讲了真话、实话，像江青这样歹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