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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离去，胡秉宸还一步三回头地对吴为说；“你要是离开我，我就要死了。”
此时此刻，胡秉宸的这句话，真不是用于恋爱的花言巧语。
回到办公室，胡秉宸什么也干不下去，有人来谈工作，听到的只是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却不知他们说的什么。
他好像回到了初恋。他有过初恋吗？四川美人算不算呢？过去的女人从记忆里一一走过，不，与这一次相比，都有点逢场作戏的意味。
这其实是胡乘宸的错觉，他从每一个性爱对象那里都得到过新鲜的体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可能不忘记她们，自然也就忘记了她们的不同。
回到家里，他草草吃完晚饭就上了楼，将自己关在书房，又是关灯坐在黑暗里。但黑暗也干扰着他，搅扰着他，压迫着他，追逐着他，撕扯着他。值得还是不值得？
以后又怎么办呢？
尽管吴为倒在胡秉宸怀里，她也不肯再进入那个怪圈。她能想到的最无能，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到山区去体验生活。
胡秉宸知道后，只写了一封无力的信，可否到我家来，与我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她会很高兴的”云云。
看到“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吴为笑笑，如同她身上的那套盔甲，不都是穿着用来抵挡什么？那就不要再惹是生非。她没有去喝那杯茶，毅然不辞而别。
佟大雷听到吴为深人生活的事，于开车前赶到了火车站，抢过吴为一个手袋拿著，像是得了赏，紧紧抱在怀里，心里还想，向来这是秘书替他做的，而他现在却心甘情愿地替一个女人拿着。
抢到手里的手袋即刻成为佟大雷的动力，他又开始给吴为写起信来——
鲁迅在福建写《两地书》，我没他那样的福分。瞿秋白在福建写《多余的话》，落得掘尸毁坟，在他动手写的时候，可能已经意识到是多余的了，意识到而不改，也是文人积习太深的缘故。话得说回来，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还不允许倾诉自己的一腔哀怨实在也太霸道了，我同情他，所以写两封多余的信吧。继而吟诗作赋——
春寒夜雨向阳楼，一别悠悠又过秋。
咫尺天涯人不见，玉泉河畔月西流望帘钩，小西楼，送君别意悠悠，论夭折，竟为愁，此景此情，梦里谁留！一篇文字堪羞，盈得中霄泪满流，人生百年尔，若个为俦，纵天荒地老，此意难休。
这些文字真是又蠢又俗又笨！
有些事并非凡人都能”染指”，不论佟大雷多么自以为是，诗词这样的洁物，实则与佟大雷毫不着边。他最精彩的文字还是那些打油。
好比一日游灵隐，万头攒动，索然而返，灵隐壁上有斗大四字：咫尺西天。倒启发了他的灵感。为求吴为一笑：打油一首——
咫尺西天处，香烟腾云雾。
男女膜拜者，颇多大脚裤。不论填词作赋还是本人，佟大雷只合打油。想起胡秉宸当年正是一句秦少游缴了她的械，吴为心中更是不耐烦，怎么人人都玩起了模仿秀！
想不到佟大雷这样纠缠，只好给部里几位领导包括佟大雷在内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一个警告。佟大雷回信道：
“作为朋友，即便写一封信给我，总不会引起我的神经发作。然而竟是如此惜墨如金，某某某、某某某并某某的一封官书，实在人情之外，就是一位公主也未免过分一点。”
从此“安史之乱”方才平复，吴为以为佟大雷的爱情攻势从此也就平息下来。
她对佟大雷过剩的精力，认识得太不足了。
如果“永动说”不能在物理学上成立，那些对“永动说”执迷不悟的科学狂人，最终可以在佟大雷这里得到极大的心理弥补。
胡秉宸那里也是每天一封信。吴为对着那些信说：“不，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他走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小王，小王！”这一吆喝肯定把全院子的人都得吵醒，可只有一间屋子的灯亮了，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牛吆喝。叫做小王的，摇着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电话机，把她要的电话号码传递给遥远的一部电话机，她要靠着这样复杂艰难的链接、运载，把她的焦虑从这个小小的山区，传达到胡秉宸那里。
这古老的山镇、古老的电话机和古老的生活，让她突然有了瞬间的反省，比之它，万物的虚浮不过是很不清晰的一个闪念。
电话终于接通，有山有水的距离在线路中声声漫漫，忽断忽续，“喂……”当她听见胡秉宸的声音时，似乎又要昏倒下去，瞥了一眼一旁的小王和中年干部，挣扎说道，“我接到了您的信，”并不是为了隐瞒，而是不愿亵渎小王和中年干部协助她的真诚，“我想请示一下，我是否……是否留在这里继续工作，还是立刻返回？”胡秉宸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确有重病缠身的样子。
听出吴为的焦虑，胡秉宸更加利用起来，他当然要她立即返回。
他没有说医生已经确诊，肠子上那块东西不过是块息肉。吴为也没有问是不是癌，——既然她没有问，不说也不为过，只用更为虚弱的声音说了一个“喂”。
要是他用更虚弱的声音说一个“喂”，也没有什么不对。夜间，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不够清醒或是嗓子发干等等，“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在那里完成，这里毕竟是变革的中心……我想你不如回来，不要失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的机会。”他在电话里只能说这样的官话，好在这样的官话说起来得心应手。她在电话里也是吞吞吐吐，显然一旁有人。
吴为却理解为他的情况不妙，说：“好，我马上回来。”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放下行李就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胡秉宸上来就是一句：“亲亲，你可回来了。”吴为赶快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守电话的人。能把吴为千里迢迢扯回来的，是胡秉宸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而不是这声“亲亲，你可回来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喂——喂——”他以为她生了气或是电话线断了。
“等一会儿——”她像刚刚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声带干得要裂了。
到了现在胡秉宸还不肯告诉吴为，实际上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可以去看看你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怎么和别人说？”
对，他怎么和别人说？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天日的。她有什么资格关心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来不及体味就瘫软过去的接吻？难道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她回来，就是为了对她说一声“亲亲，你可回来了”？而她居然为这个见鬼的理由，千山万水地跑了回来！
胡秉宸却享受着这种日子。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早上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吴为；晚上一闭上眼睛，满眼也是吴为。连湖面上随水流动的落叶，在他的眼睛里也变做画笔渐次的排列，显出像情绪化的吴为那样难以捉摸的色带。
吴为也不得不陪他陷入这样的日子。
为避人耳目，他们到远郊去。因为总是坐着轿车出出进进，胡秉宸没有大衣，他那件薄旧的小棉衣，在初冬深秋旷野的冷风里单薄得像是没有穿衣；头上也没有帽子，两只耳轮被冷风吹得又红又紫。吴为伸出手去替他焐着，“噢，噢，你的耳朵怎么冻得这么红？冷不冷？冷不冷？”
“冷。”他说。“唉，你长了多么硬的一对耳朵。长这种耳朵的人，多半儿不受他人的影响，而是固执己见。”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己见，只有吴为。而在这之前，正像吴为说的那样，谁也别想影响他、左右他，谁也别想在他耳朵旁边吹风，软风硬风都不行。
吴为的手掌宽宽厚厚，手上流出的是朴拙的疼爱。眼神像一头鹿妈妈，驯顺，善良，关切，疼惜，就差那么一点让男人一下子燃烧起来的火星。
这样焐过他的耳朵，还不进入约定俗成的场景，而是说：“我们买一个口罩吧，这样可能暖和一些。”他们进了一间小百货店。胡秉宸任吴为唠唠叨叨说些可以不用心去听的话，什么也不想，一味体味着被她牵着走来走去的感觉。哪个女人可以让他这样心甘情愿地服从？有时听任白帆摆布，只是因为懒得与她多费口舌；而听任吴为摆布，却是赏心乐事。
然后她把口罩给胡秉宸戴上。先将口罩带子套在他的颈上，食指和拇指牵着带子两头绕过他的两耳，弄得胡秉宸其痒难熬，后来又在他下巴上打了个结，“怎么样？紧不紧广再拽拽带子，“松不松？”
“松。”
吴为又用力拽了拽带子，“到底是紧还是松？”
胡秉宸的心被一种不熟悉的力量轻轻攥住，幸福？快乐？喜悦？甜蜜？舒适？……无以言说，便对吴为说：“白帆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更不要指望她为我焐一焐冻僵的耳朵。”
然后就是播放那个冗长的、早已拷贝过的老版本——
“我和白帆一九四一年同居，没有结婚手续。那时我刚从延安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接触的女党员只有她一人，彼此对性格、经历事先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同居后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