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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客气话也没有，更不留他坐一坐，冷情地瞠视着没脸没皮的佟大雷，等于马上下了逐客令。
可对这样一个死缠烂打的人，不如此决绝就后患无穷。
接着她哀伤地想，如果一个人不爱一个人，真是什么残酷的事都做得出来。想想当年被胡秉宸堵在他家门板上的“自卫”战，胡秉宸不是狠心到置她于死地又怎么解释？可她与胡秉宸不同，她从未诱惑过佟大雷。
12
与史峤的重逢，使胡秉宸对吴为的感情起了质的转变。在一位老领导的遗体告别式上，走在胡秉宸前几位的一个男人突然倒地，有轰然一声倒了一座山的感觉，也许那人比较高大，更因为瘸跛。工作人员急忙将他抬到休息室去了。
然后就听老战友们说晕倒的是史峤。
自史峤从腰间拔出一支袖珍手枪，扑倒在大别山一条沟壑中等待他那位优秀侦察员之后，胡秉宸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峤因被捕问题又受到不少冲击，之后听说安排在党的哪个监察部门工作，然后又没有了消息。遗体告别后，胡秉宸到休息室探望，不论他对岁月沧桑有了多少认识，还是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那个儒雅的史峤。像刚从岁月的尘埃中爬出，灰头灰脑，除灵魂之光在眼睛深处那条时光隧道的人口偶尔一现却又立刻隐人黑暗时，哪里还看得出是大学的高才生？又哪里看得出曾“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
因李琳叛变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又经组织甄别审查后，史峤以为一切问题一清二楚，根本没想到谁又在他的档案中加了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一直怀疑他有变节行为，直到乱了章法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才曝光。
史峤何止是伤心！他是灰心，彻底地灰心了。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从法西斯那里趸来的手艺都不能摧毁的史峤，却让灰心摧毁了。
那时他反倒常常想起胡秉宸的兄长胡秉宸，终于懂得胡秉衰当年对他说的那些话，才叫句句是真理。回首当年，为什么不与莫逆胡秉宸一同去研究佛学？像他这种人，怎能不自量力地闹革命？不过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仅就他那一脸的苦相，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如说是一个圣徒或苦行僧。即便还是党内相当级别的一名领导时，也是一副无可言说的样子。
曾有相当级别的史峤，也不知这个结论会随着时代变化升值，本采一两重的结论，可能会渐渐攀升到无法度量的地步。如果史峤知道这么回事，一定会像签订一份合同那样，逐字逐句按照法律条文将当初组织上的那个结论，规范得无隙可乘。可谁能看得到自己的档案？谁又能知道你的档案里塞了什么？
这个不为史峤所知的包袱一背三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落实政策，变节行为一风吹去，可是他已进入暮年，耳聋眼花，又在关押中得了风湿痛，腿关节变形，行动不便，如一架报废的机器，这个落实又有什么意义？
多少年来史峤都绕不过那个弯子：上级领导也好、同志也好，怎么不想想那个非常简单的推理？像他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地下党被捕，他们那个系统的地下工作何曾受到些许损失？他的出狱难道不是组织营救的结果？竟怀疑他有变节行为，像对待叛徒那样对待了他几十年！
可就是没人想一想。不再以变节论处！难道还让他像重见天日似的高唱“太阳出来了”？
几十年来风吹雨，除见老一些，胡秉宸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史峤一眼就认出了他，握一握手，默默相对，连一般的应酬话也没有。真是相逢一笑间，往事成烟。作为与他直线联系的下级，胡秉宸应该很清楚当时这件事，史峤也曾对调查他的人说，胡秉宸完全可以证实。胡秉宸也的确为他证实过，可那些人需要的不是事实，他们需要的是在蹂躏和作践中确认自我……还有什么可说？如果说一说之后这台机器还能启动，那就不妨说说；现在这台机器废都废掉了，还谈什么启动！胡秉宸只说了一句：“多多保重！”没有打探一句别后的情况，问一句是否需要帮助，或说一句“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总之说什么都不合适。
史峤只说了句：“谢谢。”除此也是说什么都不合适。
胡秉宸步履迟疑地走出了休息室。与史峤的重逢，给了多思的胡秉宸以极大的震撼。
回到家里，进门就见一个着中山装的老乡独自坐在厅里，那套中山装很隆重地“装”在身上，显然是为这次会面特备的。见胡秉宸进门就扑上来拉住他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熟络得不得了地说：“可见到你了喽，老领导啊，硬是不易！”
胡秉宸实在想不起何时领导过这位老乡，借放报纸的机会抽出自己的手，倒不是对老乡的无礼，而是绝对不喜欢与一只同性的手这样紧握。
白帆忙从里间出来解释：“说是你过去的一个地下老交通。”
老乡说：“胡领导啊，你怎么不记得我呢？记得吗？还是我调查得知，打银器的贫农咋个变成地主了嘛！”什么银器！什么贫农变成了地主！云里雾里让胡秉宸摸不着头脑。
一九四九年后不少人到京城来认老同志，可那一浪早就过去几十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有人来认领？会不会是个骗子？
老乡并不气馁，依旧热情提示，胡秉宸这才想起几十年前的旧事，人也随之热情起来。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党员脱离了党组织，有些支部已徒有其名。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蓄意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为应付突发事变，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的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胡秉宸受命建立一条地下通道，以备国共关系公开破裂时，将那些身份公开、无法隐蔽的党的重要骨干，疏散到安全地带。
胡秉宸背了个小包袱，用一个多月时间，将沿途情况一一作了了解。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几个联络站点。
第一站选的那个点距重庆不过一天路程，来往人等不必在此住店即可打道回府，途中尽量不作盘桓，以免节外生枝，有次胡秉宸出去执行任务，路上住店差点出事。而且此处位于华蓥山余脉之侧，两岸山峦起伏，是进入华蓥山腹地的路径之一，一旦有事，一天就可进山。
第二站附近有一大片竹林，林子里的南竹长得非常粗壮，便于隐没，胡秉宸看上的正是这一点。
第三站那个点虽然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人很可靠。有同志过去，找他掩护、解决食宿都没问题。可以看出，胡秉宸选的这些点是很有眼光的。
最后选的那个点出了点问题。
胡秉宸以朋友的朋友为名，在当地一个负点责任的党员家里落脚。晚上请胡秉宸。吃饭的时候，那党员突然向家人说道：“明天叫打银器的人来！”口气很大，家里有多少银子能随时叫银匠来打？
胡秉宸立时提高了警惕，暗中找一个普通党员调查，了解到打银器的这个党员本是贫农，挖地窖时挖到许多银子，当年红军长征曾经此地，可能是红军来到之前哪个地主老财埋藏的，银子被他吞为已有，就此发财成了地主。
“晓得个龟儿子咋个搞的哟，搞成了地主！”这个普通党员说。
胡秉宸也不明白，一个贫农怎么说变就变成了地主？那时候，这种蜕变还不像几十年后“红五类”说变就变成巨贪、腐化堕落那样普遍，那样让人理解。
仅这一点，就让胡秉宸觉得此人很不可靠，立刻将他放弃，重新找了一个教员做内线，自己也没有暴露身份，尽快隐身而去，另换手下人出面，在那里租房开了家小酒馆——任何时候酒馆都是人来人便于掩护的地方。那教员后采被捕，始终没有暴露任何与他有关的人，最后牺牲在国民党有名的特务机关白公馆。要是前“贫农”被捕，结果就很难说了。
那一行，胡秉宸建立了五个联络站点，整条线路布置安全良好，万一出事，很快就会把党的重要干部输送到安全之地。回到重庆后，胡秉宸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图，将如何到达那些联络站点、那些站点的联系人，一一向领导作了详细报告。
像胡秉宸这样的全才，真是“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不论到大别山送情报，或领导地下工作，或侦破“军统”在重庆的通讯系统，或建立秘密通道……样样杰出。如果给他一个总统，相信干得不会比克林顿差，更不会出莱温斯基那样的事故。只可惜给他的天地太小，更可惜他耗去十多年青春、出生人死建立的勋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甚至没有得到运用。
这些联络站点上的同志，随时准备血溅轩辕，在那平凡的地方潜伏着，艰苦地钉到抗战结束。可惜这些花费许多心血建立，又经许多人坚守多年的地下通道，像胡秉宸送到大别山的那份重要情报一样，根本没有用上。
为胡秉宸调查“贫农变地主”的那个普通党员，就是眼下坐在胡家厅里的这位老乡。
老乡同样无怨无悔地坚守着胡秉宸当年交付的任务，更没有以此兑换什么好处，问题是新政府不承认他的党龄和他为党坚守多年那份默默无闻的工作。
由于那条秘密通道由胡秉宸建立，谁也不知道胡秉宸在这条通道上埋伏下的力量，当时又都是单线联系，除了胡秉宸，谁也不能为这个老乡证明什么。自新中国成立后，老乡卖房子卖地，坚持不懈，四处上访，也四处寻找胡秉宸，几十年如一日。人人都说他疯了，但他知道自己没疯，而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他对那些说他疯子、不承认他党籍的人说：“老子为革命献脑壳，你们这些龟儿子就和那打银器的地主一样，反攻倒算我。”他越是这样说，基层组织越是不承认他的党籍。
“基层啥子水平？打银器噻。”他说。
所以当他找到胡秉宸的时候，怎能不抓住他的手不放？
胡秉宸又是兴奋又是伤感，说：“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写份证明。”
老乡激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再次抓住胡秉宸的手，就像实实在在抓住了烟波浩渺的历史，那些无形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可以触摸。
那一夜，胡秉宸禁不住从记忆中翻出陈年旧事，想起一九四四年因同样目的，受命建立的另一条水上通道，与他完成的所有重大任务一样，也是一次都没派上用场。
这些事情，自己想想也觉得奇怪。不是一般的奇怪，而是非常奇怪。
于是耳边又响起了如《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从人类前途到久远的过去，一一重新评估。回顾自己这一生，惊涛骇浪，十二年内战、十年动乱，花样年华就这样过去了。
值得吗？
国际共产主义也分崩离析，甚至互相开火，曾作为他全部生活的价值标准突然崩溃。胡秉宸感到了迷惘、混乱、怅惘，甚至对人类前途产生了悲观。
将来又是什么？
他找不到答案。特别与不受历史成见束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