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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需加强改造……”
那正是能否结束劳动改造、提前返回北京的关键时刻，这样一份鉴定，算是彻底毁灭了吴为返回北京的希望。可是电焊条的熔化温度在一千度以上，电焊时掉下的焊渣即使没有一千度也有几百度，脚是肉长的，怎能禁得住那高温的焊渣？即便在工厂，也必须给这个工种的工人发放劳保护脚套。
难怪吴为脚背上老是贴着一块块纱布或橡皮膏，可能都是烫伤。
即便这女人放荡不羁偷人养私生子，但要求劳动保护用品没有错。
吴为什么也没解释，接过鉴定表，当着全班给她做鉴定的那些人，慢吞吞地把那张纸撕了。先撕成一条条，又把一条条撕成一块块，巴掌一扬，那些小纸片就随风散去。胡秉宸从窗里看得很清楚。全班人马义愤填膺，班长气得脸红脖子粗，下面干部很快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胡秉宸，他又是什么也没表示，下面的同志也就不好有所动作。
吴为反正回不了北京，这还不够吗？
这女人现在就走在他的前面。
冷眼看去，吴为绝对谈不上蕴藉深远、仪态万方，不过是一种退色的情调。时间长了，才会发现蕴藉深远那一类颜色或神思，浸润点染在她的底色上，笔深笔浅不肯通融，浓妆淡抹总不相宜。
她不论何时都是众矢之的，不论怎样伪装也必然不同。即便一身补了又补的蓝布衣衫，也难掩书卷之气和一身傲然，哪里像个改造对象！此外这女人有一股中药味。日后当他们有了肌肤相亲的机会，吴为的枕上果然总有一股中药味。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德文达拉·西恩，差不多在二十世纪末才发现，男人在选择与哪些女人调情时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只要闻一闻，就知道这女人是否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并认为这个时期的女人更具吸引力。
而胡秉宸要比西恩超前许多；他像《闻香识女人》那部电影中的男主角一样，何止闻出女人是否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还可以闻出各种女人的质地。他认为每个女人都有一股独特的味道，不一定好闻，有的甚至很腥，可是性感，好比吴为那个班组里姓赵的女劳模，好像永远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
如果中国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胡秉宸可能会像他的先祖那样，风流倜傥，坐拥女人之城，如明代唐寅的那幅仕女吹箫图（不是二十世纪末叶有个叫做陈逸飞的画的那一幅），而现在，他只能对一切个发出中药味、一个有着退色情调的女人发生兴趣喽。
但谁又能说，吴为狼藉的名声对胡秉宸不是更大的吸引？不要以为胡秉宸从里到外都是“宋明理学”。
好比此时，他心中就在暗暗叫道：吴为，吴为，你怎么不回过头来？
不但生活开除了吴为，“革命”也开除了她。“革命”派们互相打斗起来，你是反革命，他是叛徒，天下马上没了一个好人。吴为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坏人有那么多吗？干部也不能一律打倒。”
一个眼瞅就要被打成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的男人，向她杀来一枪，“我们政策水平不高，可我是我妈怀胎十月名正言顺生下来的。”这当然是影射吴为有一个私生子。
不但吴为张口结舌，全场人也都静默下来。幸亏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吴为，否则这个前国民党三青团员马上就面临“革命派”的绞杀。
吴为又怎能不自量力地对“革命”说三道四？这不是自取其辱又是什么！
不要以为人们给了她活下去的机会，就忘了她不能和他人平起平坐的身份。
此后她不再参与“革命”，而是站在一旁看别人“革命”或“被革命”，反倒逍遥起来。
只要不和人在一起，吴为就觉得自在，甚至变得聪明，所以在大队人马出发的时候，总能找到落队的理由。革命领导不止一次批评过她，可她仍然没脸没皮，继续落队。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她。回头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那个“解放”了的副部长胡秉宸走在后面。是他在叫她吗？当然不是，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如她这样一个小职员的名字。
她调转头继续前行，遗憾着不能独自走在这条路上了。
可是吴为在劫难逃。
胡秉宸拿出去大别山送情报的行路速度，很快赶上了吴为，并对她点点头。
很礼贤下士，吴为想。也就点头作答，然后无言地继续前行。
此时的吴为，绝对想不到日后会和这个身材矮小，一副“宋明理学”面孔的男人有什么瓜葛。而且更不自在地想，现在不但不能独自走在这条路上，还得和这个男人并肩而行。
虽然吴为回头看了他一眼，也是非常不经意的一眼，但草帽下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继续无所谓地扫荡着四周。
这女人似乎不善与人共处。就算和人走在一起、说在一起、坐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无非这样不经意地眯着眼睛，肯定也是这样不经意地活着。这种活法，自然会有种种的不合规矩。
如何与女人搭话是难不住胡秉宸的。一看吴为那张谈不上沉鱼落雁的脸，料定不能从一般女人感兴趣的话题人手，便来个深入基层：“听同志们反映，是你首先发现了那个自杀的反革命？”
如果胡秉宸像当今某些男人那样，只能借鉴地摊上的调情速成读物并开始他的进攻，“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一定会让吴为嗤之以鼻——“你知道多少种香水？你又知道哪一种香水用于哪一种。场合？哪一种女人会选用哪一种香水？……”
所幸他问的是反革命自杀，于是这场谈话就不可能半途而废了。
吴为脖子一拧，阴阳怪气地说：“可能还不止反映我发现有人自杀吧……前不久他还是红五类，学‘毛著’的标兵呢，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吧。”她纠正道：“应该是‘大革文化命’……”想了想又接着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非常英明。问题是睡在谁的身边。像我们这种人，谁睡在身边都无所谓，要是毛主席身边睡了个‘赫鲁晓夫’，麻烦就大了。”
千万不可把吴为这一通发泄看做是对政治的悟性，她只不过喜欢对“正经”事反其道而行之，对“正经”话反其意而用之，即便有点意思，也是歪打正着。
最后她还较真地反问：“您真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胡秉宸吓了一跳。他原不过是找个话题，也以为她会像所有人那样，说一句“这是自绝于人民”
也就完了，没想到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架势，而且惊世骇俗，暗藏杀机。这让刚刚获得政治自由的胡秉宸心惊，可又与他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而且她说“您”。有多少年胡秉宸没有听过“您”了，革命队伍里不说“您”。
胡秉宸是压抑的，在机关里不能讲真话，在家里也不能随便说话，与白帆谈话就像是在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曾与白帆谈到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她竟劝戒道：“同志，我觉得你现在的思想很危险。也许解放后你工作有所成效；渐渐滋长了自满情绪？”脸上是一副六亲不认的周正。
何止解放后工作有所成效，难道解放前他的工作就没有成效？可是胡秉宸不能对白帆这样说。
这样的话只能让未来留给吴为。
多年后，吴为对他说：“不论怎么说，你在你那个阶层里，还是最优秀的一个。”
胡秉宸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鼻子里“哧”出一个当仁不让，并且倨傲地说：“何止我这个阶层？”可是他那时已然忘记，从与白帆的谨言慎行到与吴为畅所欲言之间的沧海桑田了。
等到白帆越来越“社论化”，越来越像他的党小组长后，即便睡到半夜，身体的某一部分不安分起来，伸手就摸到解决问题的白帆，也不再和白帆交流，只是闷声操练。多少次让白帆感到意犹未尽，声嘶力竭地让他“顶住，顶住！”他本可以像他们同居初期那样，两人豁出命去，求得生死与共的酣畅，可现在，白帆越让他“顶住”，他越是到点就放闸，似乎存心闪她一下，心中还暗暗对白帆笑道：哪个人敢调戏社论，又怎敢操社论呢？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你总能在那一万句里找到解决“顶住”的办法。
其实，只要白帆说一句自己的话而不是社论上的话，胡秉宸都可以把这件事干得有声有色。
可是白帆偏不，一旦从他身下抽身而去，就翻脸不认人地对他说：“抓紧时间休整一下，明天还要工作呢。”好像刚才忘形大呼，让他“顶住，顶住”的不是她，而是党小组长暂时脱了一下裤子。
而一旦下了床，胡秉宸自然也不再是白帆的丈夫，而是她的部长。
就是胡秉宸哪天情绪不错，和白帆开个玩笑，也会被她解释得面目全非；如此，下了班还留在办公室工作，就不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胡秉宸官复原职后，时逢一九七五年东欧某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宴会。胡秉宸就座于第三桌主位，同桌还有几个部级干部，其中有位江青的boyfrien。对方是计划委员会主任，带领三位局级干部。该国是毛泽东钦定的修正主义，又长期没有接触，彼此都不知说什么为好。虽是“文化大革命”
后期，胡秉宸也不便说什么，很尴尬，只好没话找话。
对方有位女客指着桌上的花问：“这是什么花？”胡秉宸说：“假花。”便乖巧地拿了几朵放在她的面前。在对付女人方面，再没有比胡秉宸更得体的男人了。
又有客人问江青的boyfriend：“你们中国的义务教育是几年？”
boyfriend回答说：“我们是一边练功一边学习。”
客人们愕然相对。
胡秉宸一看要惹祸，就对boyfriend说：“人家问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几年，你要是知道就告诉他。”
其他几位部级干部想笑又不敢笑，只好含糊过去。
他后来对白帆说：“要是一个人哪儿都找不到一个讲真话的地方，非发疯不可。”
前不久白帆来干校探亲。看看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胡秉宸早已幡然醒悟，想到全党全民命运系于一人之身，如果这个人身体或指导思想有问题，后果就太可怕了，还有那位旗手的问题，便对白帆说：“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毛之后才能解决了。”
白帆说：“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思想太有问题了！”然后沉默不语，想着是否应该把胡秉宸这些思想向组织汇报，以挽救胡秉宸于一旦。白帆想些什么，胡秉宸一清二楚，不管工作关系还是夫妻关系，几十年他们没有白白日夜厮守。这个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与他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
要不是胡秉宸连哄带骗，非惹出大祸不可。
其实胡秉宸把自己估计过高了，他和白帆不同的只是皮毛，越接近底线，他们之间的差距越小。在奠定他们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他们喝得是同一口水，吃的是同一种粮。不过完全推诿到同一口水、同一种粮似乎也不全面，还有个吸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