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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放，他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提周总理他就会伤心。”可是在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周总理的事情，父亲听着听着就掉泪了，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值得所有人学习；还说他与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说这些，我们也都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后来换了话题，谈起眼下的形势，他又总是提到邓小平叔叔，说小平确实了不起，历史选择了他，选对了。他说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国两制”构想，都是大手笔。
还有一次，聂荣贵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的美味。”聂荣贵后来说：“就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出，聂帅与小平同志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书选了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单独办公的；一张是他、贺龙、罗荣桓等元帅陪同毛主席看空军飞行表演的。秘书们倾向选后一张，因为毛主席和他的神态都比较好。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还是挂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张好，因为后一张，我的像比毛主席的还正面，而且罗帅、贺帅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挂集体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显眼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嘛。”
最后就选了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一张。
后来，我们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经常偏过头去，凝视墙上那张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当年领着他们打仗的事情……
这个时候，到了他行将归去的时刻。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们说：聂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江泽民总书记来看望父亲，临走，母亲和秘书们送他出来，他向在场的人边拱手边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元帅就剩下聂老总了，我代表党中央向诸位拜托了，希望大家把老帅照顾好。”他的话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经过两个半月，再度转危为安。但是回家后，稍一活动，像吃饭、起床、如厕等日常生活，他就气喘吁吁，说话时都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日甚一日。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书周均伦、陈克勤叫来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1923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和革命时间来说，在党内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病情日渐沉重，你们要做好准备。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4）
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没有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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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包涵的东西很多，父亲衷心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父亲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5月12日，他自感身体更不好，下午对秘书说：“我的后事安排，一切从简，按中央指示办。”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卫参谋李艺照例给他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秘书鲁顺玉照例给他念文件。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他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这天下午，适逢我们老家四川江津县来人，邀请在京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我去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赶回来，父亲以为我吃了饭回来的，就说：“你的口福真好。”
我说：“我没有吃饭。”
父亲说：“为什么不吃？”
我说：“我要赶回来看望你呀。”
他高兴地笑笑，又问开会的情况，我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
我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父亲此时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喘着气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很不错，可是我们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装。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5）
我心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操心。就劝他好好休息。晚饭后，我和母亲以及秘书们陪他看了晚七时的电视新闻联播，这是他多年来每晚必看的。休息一会后，快到8点的时候，又陪他看录像片《动物世界》，他喜欢动物，爱看这类片子。尤其是晚年听力差了，看这类片子不听解说也能看懂，所以，我们就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知道后，很快为父亲转录了一套《动物世界》，父亲很高兴。我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播放的是《危险的行当》，讲摄影师是怎样拍到这些动物的，有的镜头，要守几个月时间，而且还冒着危险。他看得津津有味。看了一半，大约半小时了，医生提醒，不能再看了。我们就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父亲不知道有遥控器，他见电视图像突然没了，不解地说：“哎，还没演完嘛，电视怎么关了。”
我们说，今天只演一半，下面一半，明天再看。
他说：“那好。”
我们接着聊天，聊天气、物价、副食品供应。他插一句：要多搞点塑料大棚，种蔬菜，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
我们告诉他，各级都在抓“菜篮子工程”。他点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提醒我们不要再谈了，让他安静休息。
9时半，护士照顾他洗漱。周均伦、陈克勤两位秘书往外走，父亲又叫住他们，问：“（聂荣臻）军事文选，什么时候出书？”
周均伦说：“正在排印。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
他又问：“红军时期的12篇文电收进去了吗？”
前段时间，工作人员编辑《聂荣臻军事文选》时，有关部门认为红军时期的那12篇文电牵涉到林彪，不同意收进去。父亲认为，不收进去，一军团的历史就割断了，不要因为有林彪，就不出了。后来，经杨尚昆副主席批准，有关部门才收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