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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很坚决地回 王升，我还是要去旧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麽特权。我把内心的挣扎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亲转报我的思考，企盼给我一些属於自我的空间。我强调，我不要别的，只要“和别人一样”。他拗我不过，只好失望地说他回去反映反映，设法说说看，但没有把握。他离开後，美伦心情也沉重起来，没想到具有这种看似比别人要强许多的背景优势，反而滋生了困扰，这是外界很难相信的事。
当夜，我彻夜难眠，半夜一点多乾脆起床，趁着夜深人静，走到书桌提笔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清楚陈述我之所以坚持外放的五大理由。隔了叁天，王升再次来到住处，仍像上次一样劝我不要赴美，但语气和缓多了。我用非常温和的态度，坚持立场，同时当面交给他前晚深夜写好的信，请他转呈父亲。他看到我丝毫不动摇，也只有笑笑，望着我说：“你的固执，倒有几分像他。”
改调华盛顿首府
又过了叁天，再次碰面时，王升只好妥协了。他说已把我的决定作了转达，既然我执意“外放”，那就改到一个华侨较少的城市去父亲才放心，看来看去，美国首府华盛顿是行政中心，侨胞相对较少，只要我同意，可请“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我说只要正常“外放”，去哪里我都愿意。两天後，王升亲自去见沈昌焕细说原委，也因此沈昌焕才恍然知道经国先生是我父亲，他当即交代人事处，将我从旧金山改调“驻美大使馆”担任叁等 书。我尚未到旧金山“总领馆”报到就改调他馆，还是“外交部”头一遭。
由於没有接受王升的劝说，使原本的困境变成了转机，不仅维持前往美国“任职”，且改派的地点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愿 “驻美大使馆”。如果我没经过华盛顿的历练，往後在政界可能会走上不同的一条路，说不定永远没机会一步步地从科长到“司长”、“次长”，再出任“部长”，後来做到国民党 书长和“总统府 书长”。如果没有一九七叁年的坚持，往後在政坛的走势也就有限了。命也？运也？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发展，不可否认多少得到蒋家间接的庇荫，但这已是在我担任“外交部次长”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间，有些人侧面耳闻我特殊的蒋家关系，误以为我能上达天听，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们或许在盘算，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回嚏他们一臂之力；他们不知，我和父亲之间完全没有互动管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倾靠在孝武、孝勇那边。七十年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转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们，这些情形我们了然於心，却强化了我们的意志力，要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岗位上去寻求突破、改变现状。
“蒋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难，对我和孝慈确实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我早就学会把身世带来的痛苦隐藏起来，绝不允许它伤害到无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婚前多次要求与父亲见面，都没有结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见父亲一面，相信父亲若是看到美伦和可爱的蕙兰，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能让父亲快乐就是孝顺。这个单纯的心愿，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体谅这事的难处，若真要会面，地点就不容易找，万一有闪失，後果可以很严重。除了对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丧外，我们又能做什麽？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长大後根本对双亲没有概念，也就不会有所思念，更没有会面的渴望。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例子。虽然像孤儿般由外婆带大，但我们懂事後就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且近在咫尺，怎麽可能不想早点见到他？
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白天工作繁忙比较容易压抑，但每到夜深人静，心绪就容易起伏。结婚成家後，更多了一层责任的驱使，常常觉得愧对妻子。一九七七年从美国回来後，有几个夜晚，妻儿都睡了，我在书房看书到半夜，积极准备“甲种外交特考”。有天半夜看完书，走进卧房，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七岁大的蕙兰、一岁多的蕙筠，因为就是当天早上，王升回 还是没法子安排见到父亲，一阵心酸感到好对不起她们，我眼泪流了出来，叹口气，摇摇头，又静悄悄地走回书房。
那一阵子，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梦见父亲。有一晚，在梦里模模糊糊地见到父亲笑容满面地远远迎面走来，穿着轻便夹克，我好高兴地连叫几声：“爸爸！爸爸！”他还笑着抚摸我的头，然後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急着再叫：“爸爸！爸爸！……”到处找他，我急得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美伦被我喊叫声惊醒，急忙把我轻轻摇醒，她听到我在睡梦中的低声饮泣，她摸摸我脸颊，是两行温热的泪水。美伦顺手将我搂在怀里，叫我不要难过，她自己却也跟着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若无其事地到“外交部”上班，出门前，我感慨地跟美伦说了一句话：“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