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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侨界的热情欢迎程度是罕见的。访问旧金山後立即转访纽约，同样，受到侨胞们无比盛大的款宴。当天晚上举行侨界公宴，席开一百多桌，人气鼎沸，将餐厅几乎挤爆，许多餐桌被迫摆到走廊上，是我难以忘怀的景象。直到现在，再没有其他“委员长”访问旧金山或纽约，享有这种“荣景”。
“委员长”的职位，在老华侨心中是十分崇高的，甚至有些老人会把它和抗战期间的“军事委员会”的“蒋委员长”直接联想在一起，对他们多少产生些移情作用；在不少大型欢迎会中，我亲耳听到有侨胞刻意拉开嗓门叫我“蒋委员长”，一方面，广东话的“蒋”和“章”发音接近，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知道我是蒋家之後，乾脆主动让我提前归宗。蒋家里面如果有人对我归宗的事，还持不同的意见，就不知道会得罪多少爱蒋家的侨胞，和伤他们的心。
我一抵纽约就像上次一样，就要求上任不久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和蒋夫人办公室联系，希望能在纽约期间晋见。吴处长应允尽速照办。
这次美伦同行，对晋见的事也很期盼。第二天没有回 ，吴子丹要我再等等。我便把在纽约的行程多延了一天。等到第叁天，得到的答 是：“蒋夫人最近身体微恙，作息时间不定，不易安排。是否等下次再说？”
我在失落中离开纽约。离开前，我没忘记要吴子丹替我送兰花给老夫人致意。
我怅然地问自己：“什麽时候是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吗？”
“外长”仍是异乡人
叁年半後，皇天不负苦心人，另一个“下一次”真的又到来了。那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从“侨委会”调升“外交部部长”。
我从通过特考进到“外交部”，由最基层的荐任科员做起，按部就班地升到“部长”，前後二十八个年头。我接任“外交部长”後，第一件事即驱车前往头寮谒陵禀报父亲，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不仅高兴，而且会很骄傲，我更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外交”工作顺利推行。
上次，我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要求拜望蒋夫人，现在更以“外长”职务，想晋见向来关心“外交”且曾经主导“对美关系”至深至久的蒋夫人，盼虚心请益，实在是再名正言顺也不过了。当我要吴子丹转达叁年半前同样请求时，我心中暗忖，这次机会应当比较高，还天真地自我鼓励说：“天下有几位做祖母的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儿当中，有一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出任‘外交部长’的？有这麽杰出的孙儿，做祖母的当然会满心欢喜，所以这次晋见应当会安排成功。”
可是，我再次失望了。蒋夫人办公室仍用一成不变的说词要吴子丹转告我说：“这次不方便，下次再看情形设法安排。”
我心中有点激动地问：“有这麽一位表现不俗的孙儿不见，那到底要见哪些晚辈？我又需要做到多高的职务，老夫人才愿意见我？”那天深夜，在华尔道夫饭店十二楼的房里，可能因为时差，也可能因为思绪起伏，我难以入眠；望着天花板，想起自己的遭遇，又回想起母亲和外婆，我眼眶红了起来。掀开客厅的窗 ，望着灯火通明的纽约街景，有身处异国的孤寂，更有我是蒋氏家族里的一个异乡人的悲怆。
有人告诉我，阻挡我在纽约和蒋夫人见面的，就是孔令 和蒋方智怡。
党秘书长犹在门外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後，几经无数次地方选举，气势最弱、挫折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县市长选举的惨败，全省只剩下八个县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整个国民党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就在此时，*要我接下国民党中央党部 书长一职。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以党 书长的身份率领访问团，前往华盛顿。当确定访美行程包括纽约时，我暗中兴奋地跟自己说：“我终於又来了，这次肯定可以用新职率团见到老夫人了，因为她老人家是中评会的主席，党的大家长。”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已换为邓申生，他是我“外交部”同期同学，我任“北美司”司长时担任过我的副手，为人忠厚，英文底子很扎实，对我的家世也有某种程度的听闻，所以这次向他提到我将率团晋见蒋夫人时，他更乐意积极联系。
原以为这次不会有问题，仍然还是功败垂成，无法如愿。这次我不仅失望，也有些痛心。最难受的是，前後四次被拒，无法见到老夫人的挫折，还不能对外透露，外界还有人以为我不懂礼教，怎麽到纽约没去拜见老夫人？
从一九九○年任“海工会主任”起，包括一九九叁年“侨委会委员长”、一九九六年“外交部长”，到一九九九年中央党部 书长，以四种身份，前後历时十年，经过纽约四次，正式透过办事处向蒋夫人办公室提出请见的要求，均被一一挡驾。後来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边的人挡下来，我感到十分得无奈也相当沮丧，但又不能有不满的反应。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现实下，我已不可能有机会把归宗的事，直接去向蒋夫人禀报或请示了，因为面都见不到。却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二○○○年八月我去溪口蒋家祠堂祭祖，为什麽不事先和蒋夫人商量？这说法和晋朝惠帝看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却带着责难的口气问大臣，那些人为什麽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麽两样？
我的确努力过要见到老夫人，也梦想过能承欢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让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两个曾孙、叁个曾孙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里，带给她一些童语和笑声，这该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天伦之乐！但这只是一个梦。
从另一个角度想，难道原本不就该如此麽？我一直不解，在那麽多受过蒋家恩惠的人当中，却不见有人主动出来从旁协助此事，让蒋家内部遭遇的纷杂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许他们认为太复杂了，避之唯恐不及。於是最後，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力在逆势操舟了。
夫人过世心情怅然
蒋夫人於二○○叁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十七分（纽约时间二十叁日深夜十一点十七分）在纽约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台北，一位媒体朋友在十一点四十左右打电话到“立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我虽然不惊讶，还是很失落。当我跟美伦说：“老夫人过世了！”她也是愕然，若有所失，但随即很平静地说：“老夫人算高寿了。”美伦的反应，和我近似。
对我来说，“蒋夫人”这叁个字的，在情感上，从未和祖母打上关连。当外婆於一九六一年缠病多年，在睡梦中骤然去世时，带给我情绪上的冲击和悲哀，远比蒋夫人的离世要大多了。外婆过世，有如晴天霹雳，让我和孝慈顿失依恃，哭了好几天，有几个夜晚，还躲在被子里饮泣，无以成眠。
对蒋夫人的过世，感受上是失去一位对社会有了不起贡献的伟大女性，有失落和哀愁，但没有失去近亲长辈的哀恸。当天媒体在“立法院”问到我的感触，我直觉到的是她的智慧、才华和勇气，脑海中浮现的是她的奋斗和杰出建树，据以赞扬。我对老夫人的钦崇，都是在公领域内，和老夫人之间，未能有过亲情的对流，因为从来不存过祖孙共处的天伦融乐，或老祖母对小孙儿的嘘寒问暖或殷殷叮咛。
当局治丧失当
自从蒋介石、经国先生、纬国将军相继过世，以及老夫人赴美之後，整个蒋家刹时像是少了“大人”，凡遇重要事件，都看不到有人出面做主，几乎失去了重心。老夫人後事的处理，在过程和安排上是不够周延、完备的，更缺乏政治层面的涵盖，也没有历史纵观的深度。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我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就以“召委”身份，严词指责简又新“部长”在蒋夫人治丧事宜上没有尽心，“驻美代表处”没有尽力！虽是民进党执政，但在处理历史人物的追思上，应当只有黑白而没有蓝绿。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丧礼，却没有让蒋夫人享有应有的哀荣。整个治丧前後，孔宋两家的意见好像比蒋家为重，但老夫人早已是蒋家人了，除非蒋夫人另有遗嘱交代，否则真应当安葬在台湾和蒋介石在一起。
正义，从不主动存在
十年前，我已看出来，若要完成归宗，只有靠自己了，因为蒋家已经没有人有能力处理这件事。虽然还零星看到有几位从前和蒋家关系密切的大老，但也都会以这是“家务事”，而不想插手，他们顶多在口头上给我一些安慰，或表示关心。他们不会为我的事，提出任何建议或主张，而冒险去得罪少数一、两位孔家或蒋家的人。世上本来就没有不自私的人，也没有不现实的人，只是有人会掩饰，有人较露骨罢了。所谓“正义”两字，在我归宗之路，不曾主动存在，是用自己的毅力和汗水写出来的。
虽然不少人知道，我和孝慈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蒋家特别照顾，但还是有人把孝慈日後在学术界的发展，从教授到东吴大学校长，以及我在“外交”领域里能相对地“一帆风顺”，完全说成是因为“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不会有人相信直到经国先生逝世前，从未以父子关系和我们私下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更未给过我们只字片语。
事实上，也不曾有任何一位长辈或长官告诉我，有哪一件事、哪一个职务，是因为经国先生的交代，而为我们进行的。
不藉特权觅仕途
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台北，是仕途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五月在华盛顿知道“外交部”有意调我回部时，我曾犹豫要不要在外放不到四年就回部服务？如这次回“外交部”担任科长，以後的路又该怎麽走下去？是等几年後再外放？或就待在岛内发展？这一切的一切，像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错一步都不行，只有靠自己思考、判断。
我曾告诉美伦，此刻我多麽希望从父亲那里能得到一些指引，但，我见不到他。
虽然一九七四年外派华盛顿，最後是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但一九七七年调回岛内的事，他则完全不知情。钱复先生最清楚这件事，正是他在每年例行访问华盛顿时，当面建议我回去接科长的，而且要快，他说，这个职位不能悬太久，是不等人的。经过深思，我毅然於那年秋天回到台北。
在职场上真正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不是父亲，而是钱复先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出任“北美司科长”，然後一路升到“司长”。不过，从“司长”要调升“常务次长”时，却因为是“蒋经国的儿子”，反而遭遇到了阻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我从美国华盛顿调回“外交部”任科长，熬到“北美司长”，也超过九年。这期间我全力投入对美关系的处理，当时的“北美司”，甚至一度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司”。
在这一阶段，我之所以能比同侪有较快的发展，和钱复鼓励我於一九七八年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考”有关。该项考试过程激烈而冗长，包括着作审查和叁小时的口试。主持我口试的，是叶公超和沈昌焕两位“外交”耆老。同年同榜幸运过关的，还有宋楚瑜、黄秀日、胡为真等人。通过“甲特”，就得以从“荐任”改派“简任”，一下子缩短了在官僚体系里至少五到八年的时程。
擢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