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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长的，快乐是短的，在那火花一擦的一刹那，我们别无所求。
第24节 带心跳的小剧场
我们一走进剧场就被那一层透明的玻璃罩子震住了，它包裹住整个舞台，把我们隔离在外。灯还没有亮，一切静静的，是戏还没开始的样子。我们站在戏外，像站在上帝的角度观察人生。有人走来走去，有人拿着节目单低头在看，有人急匆匆地往外跑，大概是想起一件事来要急着去办。这时有人从舞台深处那扇门里走出来，她显得很自然，迈着平常人的脚步走在舞台上，好像刚才急匆匆走出去办事的某一个人推错了一扇门，不慎走到台上，成了剧中人。
灯亮了，铃响了，人们各就各位。刚才那个女人径直穿过舞台走到台前来摆弄一盆不知名的绿叶植物。我们坐在暗处，坐在深深的、隐秘的时间深处，与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暂时切断了联系。不再有人说话，咳嗽声停了下来，邻座的人低着头，很仔细地在腰间按着，关掉手机、呼机，以免它在关键时刻突然发出尖叫，坏了别人的胃口。
剧中人滔滔不绝，全是她有理。我们听得有些生厌，但因期待着故事有新的发展，所以还不曾萌生离席的念头。话剧跟小说比起来总显心理表现不够，小说会有一根箭一样的东西穿透人的内心，或者弯弯曲曲，在人心里迂回。话剧却必须借助于外力，大声地说，大声地喊叫，夸张的肢体语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我记得小时候看样板戏，那虽是改良了的“现代京剧”，但咿咿呀呀的唱腔仍不少，对于这种一唱起来就没个完的戏小孩自然要不耐烦。我对身旁的母亲说我喜欢看光说话不唱的戏，母亲很认真地想了想说，哦，那你适合看话剧。后来看到几出当时的话剧，感觉还不如京剧。一个个脸抹得黑是黑，红是红，说话的声音做作得要命，动作铿锵，动不动就要举手指方向。眼前的话剧却是完全不同的。虽然说话的腔调仍让我重返儿时的“话剧记忆”，但小剧场话剧毕竟不同，让人耳聪目明，大有耳朵和眼睛被人拆下来放在清水里好好洗了一回的感觉。表演自然，松弛，注重细节。越到后面话越少表演越多，情节中设置了一层一层的悬念，好像剥笋一样需要层层剥开，才能看到里面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已进入剧情，我们的头发随剧中人的头发在空中飘飞，我们的眼睛变成了他们的眼睛，我们的大脑思维已被他们所控制，我们的想象力得到充分拓展，我们的情绪随别人的起伏而起伏，心跳随别人的加快而加快，我们还是我们，但我们已不是我们。
那天没有呼机突然响起，自始至终都是静静的，惟一有一件事使人扫兴，那就是不知为什么，我坐在我的位子上总是听到一种奇怪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怦怦”的有节律的声响使人想起放大了的动脉血管的声音，或者用听诊器听人的心跳。
为什么总有心跳声？我问。
隔壁就是迪厅。朋友很有经验地告诉我。
第25节 电视博物馆
我母亲对于新生事物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任何时髦的事都甭想从她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北京曾经流行过的红茶菌热、麦饭石热、跳舞热、呼拉圈热、香功热、炒股热……等等，我那年过半百而又热情洋溢的母亲都不曾被人落下过。母亲是50年代的大学生，一生都带有50年代所特有的单纯与朝气。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很爱看电影，可惜“文革”十年，根本没有什么电影可看。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母亲比较欣赏的片子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后来还有一部节奏比较欢快点的《摘苹果的时候》。在70年代中后期，北京开始有了黑白电视，那时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是家里最奢侈也是最昂贵的家用电器。我父母两个知识分子，手头并不宽裕，想买一台电视又觉太贵，那时一块钱能买很多东西，上百元的电视对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我母亲决定请朋友帮忙“攒”一台。
我母亲所在的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随便到街上去打瓶酱油，碰到的人你都可以同他谈“显像管”和“高频头”。有一段时间，我家充满了一股松香和电烙铁的味儿，墙上挂有一张绘制精美的电路图。我从小就懂得把那些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及用铜丝绕成的大小线圈按照电
那一年，我６岁，妹妹４岁，我和妹妹身上穿的新裙子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两个女孩从小到大，妈妈不知为我们缝了多少件衣服。
这是我１８岁考上大学时，全家人的合影，弟弟那时只有８岁。
路图焊在一起，显像管上就会跳出扭动的人影来。
我父亲——一位内科医生，在组装电视的热潮中也被感染成了一位电子爱好者，到现在还喜欢在家中拉起蛛网一般的联线，给家中的众多的家用电器布置起一块布局合理、使用方便的综合电路板。我家当时那台“组装电视”是十二英寸的，居然比市面上出售的普通九英寸电视还要大好几英寸，这太让人兴奋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台电视是用三合板做的机壳，钉住三合板的钉子凸现在外面，显得有点难看，我父亲就到商店买来一罐油漆，用小刷子蘸着在电视机的木壳上精心涂抹，后来这台组装电视就不单单是电视了，还有了一点点艺术品的味道，那巧克力色的机壳和散发出来的淡淡油漆味儿，始终留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
组装出来的电视性能不稳定，经常发生“行扭”的毛病，有时一个笔直的人站在屏幕中央，在我家电视里却“滋扭滋扭”跳着摇摆舞。那时电视只有一个台，我们经常从“你好”看到“再见”，乐此不疲，觉得电视节目真是好看。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我家已有了三台不同时期的彩电，再加上原来那几台黑白的，真可以算得上是一座“电视博物馆”。三台大小不一尺寸不同的彩色电视机在客厅里一字排开，我母亲手拿遥控器噼里啪啦跳着调台，却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可心的频道了。
第26节 书这种东西
我有个熟人买了整整一架子书，遮天蔽日，几乎占了大半个屋子，而且全都是精装书，平装的书他一律不要。我觉得很怪，就去问他：“平装的也有不少好书呢，你怎么———”
他回答我说：“你以为我真有工夫读这些书呢？这些书买来不过是些摆设，充充门面罢了，透着咱也有文化。”书就成了这样一种装腔作势的东西。后来我还听说有整柜子的书随书柜出售的，这样就省得房间的主人一本本上书店去挑了。我认为书像其他私人物品一样，不宜展览给别人看。图书的拥有量并不是学问的见证。好书都要藏起来看的，没谁敲锣打鼓招集起一帮人来，然后再开始读书。那是请客吃饭不是读书爱书。总喜欢热热闹闹的人是没心情一个人坐下来品一本书的。读书的心境与品茶颇为类似，是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本好书从书店里买了来，放在擦得干干净净的案头上，总好像在勾人心头的痒痒肉。即使当时没有时间细读，也总想先忙中偷闲翻上两页，看他个只言片语。好小说断章取义从中间看两眼也能看得进去，这就是语言本身的魅力。而那些立意很好、语言却干巴巴的小说，冷不丁从哪儿一读感觉就很难受。有人写小说纯粹是在写“新闻报告”。这类书并不是因为多么深刻而使人看不进去，只是因为它太难看了。一个要演技没演技、要长相没长相的丑女在台上扭来扭去，观众当然有权唾弃她。读书也是这样，写得太差的书，干脆一眼也不要看，省得污染眼睛。
要找那些和自己精神上能够相通的书去读，读的时候才能体会精神上类似于飞翔的感觉。只有书才能带我们到达平常到不了的地方，平俗的书读来只是自添烦恼。我身边很有几本像伙伴那样关系亲密的书，每天一睁眼我要看到它们，这些书并不是装潢顶顶漂亮的书，也都不是精装版，我不看重那些，我喜欢一本书是爱屋及乌的。读书是在与人格上令你钦佩的人交谈，读书是最自由的一种会话，没谁能钻到你内心去，只有书籍能够做到。
那些买来书装饰墙壁的人家，是很难明白书的妙处的。书里的话印在纸上，并不像电脑里的信息那样过眼烟云。书是值得反复体味、细细追究、一句一句掰开了揉碎了看的。小说更是话里有话、音里有音的东西，并不是只看故事，单纯看故事的读者可以去看电视连续剧。
在我个人看来，一个人藏书不宜过多、过杂，这就好像交友，泛泛的皮毛之交，这种朋友不如不交。书太多、太杂、太新、太昂贵，反倒成了一个人精神上的负担而不是财富了。
第27节 流行
带穗的东西流行开来，一开始是袖口和下摆带穗的毛衣，随后又有了带穗的裙子和小包，什么东西一旦有了穗就变得特别时髦。我有一条下摆带有毛茸茸穗子的裙，颜色是稻草黄，穿上怎么看怎么像跳草裙舞的女人，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条裙子。
过年时，我穿的是一件非常独特的毛衣，他们告诉我，那叫“圣诞装”，因为领口和袖口都各有一圈雪绒绒的羽毛，穿上后整个就像一个雪人。
有时候，衣服就像会说话一样在表达心情。我从来不相信别人说的流行，什么春夏时装流行预测之类，似乎都是纸上谈兵。
有些东西永远穿行于流行之外，比如说，一条裤形适合自己的牛仔裤，一双黑色露小腿的长靴，一双红毛线手套。我永远记得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半生缘》，那里面就有一双红手套。
流行让人觉得永远有东西要去买，流行让人觉得不满足。我一生最大的两个嗜好就是买衣服和书，虽然我是一个职业小说家，但我买书却不是为了工作，纯属乐趣，买书时的心情和买喜欢的衣服一样。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总是买不到合适的衣服，买回来的衣服
这是我当兵时的“新兵照”，80年代的军校女学员都特别爱照相，照的大部分是黑白照片。
总是后悔，穿一次就再也不穿了，或者干脆一次也没穿过就想送人。我想这是心情问题，当时买下这件衣服时的心情，度过那一个时间的点，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倒有些像写小说，那时的心情才能写下那样的文字。写小说就像开着一辆轰轰向前走的列车，沿路经过的风景，一边走一边把它们甩在后面。如果你要说把某处的风景重来一遍，那找起来可就难了。一朵花无法重复开放，艺术也是无法重复第二遍的。
流行就是对生活有兴趣的人不断花样翻新。流行就是女人和女人达成共识，在一段时间内，都想穿紧身的上衣和修长的裤子，或者，反过来，穿宽大的上衣和细腿裤。现在正流行前者，所以就觉得大衣小裤是很难看的，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种打扮是很流行的，所谓“休闲装”，就是宽大衣服的代名词，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那么难看的打扮，居然能流行。
第28节 阅读之美
卧室里有一盏带着长长流苏灯罩的床头灯，即使在白天，如果我躺在床上看书，我会拉上窗帘，开这盏灯，细雨一样的流苏就像灯的睫毛一般，垂顺而又飘然。我喜欢开着灯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