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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之后，我和朋友去了甲板。甲板上风很大，海浪如墨海一般神秘深邃。你永远无法想象那种无边幽暗带给你的孤寂感，这种感觉是突然而至的，仿佛从天而降，让你面临绝境。海水在船下翻滚着，你看到的浪花在一秒钟之后，就已经离你远去了，什么都不肯留下。除了船体上透射下来的光，周围黑暗极了，仿佛大船带着我们已悄然脱离地球表面，来到另外一个陌生星球。
这个星球还未被命名。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甲板上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船上的人差不多都已经睡了，只有我和朋友还兴奋地醒着，我们幻想着，交谈着，聆听着，等待着，睁大双眼等待黎明的来临。
第42节 没见过早晨的人
6点钟对我来说已经是超级早起了。第一次去驾驶学校报名还是冬天，6点钟，天黑得像锅底，闹钟的叫声很怪异，吱吱吱吱，像一只走错了时空的小虫子。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夜间写作，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黑白颠倒，独自一人在深夜里面对电脑，让感觉像插上翅膀一样飞起来。到驾校学车的计划一拖再拖，只是因为不能早起。
在大风呼啸的北方的冬天，躺在床上听窗外的风，简直可怕。北风打着呼哨，从云的深处横扫下来，扫过屋顶、树杈、烟囱、高塔，到达薄薄的玻璃。风被阻隔在玻璃外面，它和我们的热被窝仅仅隔着一层看不见的透明玻璃，里面是温暖的、柔和的、馨香的，外面却是灰色铁硬的风，广大的寒冷包围着楼宇，让人想起来都觉得灰心。
要早起，就得早睡，这在以前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夜晚神思飞扬，是我的黄金时间，腾出一个月时间来学车，就意味着必须早睡早起，一个在夜晚工作的人，让他早睡是很难受的一件事，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想来想去只想爬起来写东西。
没想到报名时间与真正到驾校学车的时间差了半年。夏天的早上6点，天色大亮，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站在路边等班车，那滋味还是挺不错的。
每天，会看到一辆钢琴幼儿园的面包车停在眼前，有位年轻的妈妈穿着高跟鞋吃力地抱着她的小孩，狂追那辆车。小孩长得很黑，一点儿都不好看，但在妈妈眼里却是宝贝，她一路走一路情不自禁地亲那孩子，令人想到“爱”这个字眼儿的“相对论”。
每天，还会看到一个跑步的女人，她每天都穿同样一套衣服，姿态僵硬，沿同样的路线跑过来，又跑过去。这种锻炼方式很难让人相信对身体有好处，看上去一点不愉快，像是在跟什么人赌气。
第43节 恐怖电影
我喜欢《生灵》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那个叫浅茅的苍白女孩，头发斜斜地掠过半边脸，露出一只忧郁的眼睛。她能出现在任何想要出现的地方，她是一个幽灵。
电影结束时，女孩的脸便再也无法从我眼前赶走。她是一个邪恶的女孩。时间已是后半夜，她的脸在黑暗中隐隐地藏着，有时在屋角，有时在吊灯旁边，那是一张吊死鬼的脸，嘴角淌着血。
浅茅的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阴郁酒吧。女孩引吉野上二楼，女孩在楼上冲她招手，狭窄的楼梯，幽暗的通道，那种氛围很是吸引人。
浅茅是个邪恶的幽灵，她可以使玻璃在瞬间迸裂、粉碎，尖锐的玻璃碎片飞溅到真理子的额头上，真理子是她的情敌，浅茅恨她。在一个吉野与真理子约会的夜晚，浅茅出现了，她像路边的树木一般，每隔一段距离，她的脸就出现一次。
真理子感到万分恐惧，然后，她的自行车突然失灵，旁边亮起了血红的道路施工标志，真理子连人带车掉了进去。第二个跟吉野好的女孩，也被浅茅害死，她死在火车轮子底下。那场大雨中浅茅分身两处的戏，令人感到阴冷和恐慌，像白日的夜晚，灰色而又凄凉。
日本电影的氛围感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东方人有一种神秘的、难以言说的意趣，深刻、曲折、多意。跟东方人的性格比起来，美国人的性格就有点像个大顽童，打打杀杀，飞车，爆炸，要不就弄一条大船，船上发生一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爱情游戏。
日本电影的氛围实在是很好。恐怖电影，一定要有阴森森的美感，我讨厌血腥和杀人的影片，吸血鬼影片，这类电影千篇一律，看过之后连噩梦都不会留下。
《生灵》的后半部分拍得不怎么样，天塌地陷，弄着弄着，不知怎的，倒有些像美国电影了。东方的神秘感没有坚持到底，到后面仙气全无，变成一部标准的“灾难片”。
这部电影如果交给我拍，可能会拍得更好些。小说家就是纸上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人能够撑起一个世界的。我的小说表现了神秘的女性世界里奇异的幻想和欲望，我开创了一个世界——幽深的女性世界，我乐意接受这种说法——“梦幻掌门”，我不愿意给别人的小说流派添砖加瓦，因此，就自创一派。我愿是一棵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大树。
现在，我的树已枝繁叶茂，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常常由电影想到写作，因为它们是相通的。但愿有一天，会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一部女性电影还是恐怖电影？一部纸上的电影还是现实中的电影？时间会让关于我的故事慢慢打开，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第44节 放下骄傲
写东西的人骨子里总有那么一点孤傲，这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有些与现实脱节，现实社会纷乱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地位卑微，却是“现官现管”，有一小点点权力握在手里，就觉得不用白不用，过期作废。他们态度傲慢，平白无故翻着白眼，尽量使你的事情办得不顺利，这样他们的心里好快活一些。
我在驾驶学校学开车，每天最头痛的不是太阳晒，也不是挨教练训，最头痛的是上车之前的“电子刷卡”（其实是人工刷）和验指纹。指纹机经常失灵，明明是本人的手指按在那红红的小平面上，却像罪犯一样被揪出来——屏幕上什么也不显示。
这时候，坐在小窗口里面负责刷卡的女人，通常就会先瞪你三个白眼，好像一切错都在你。你想跟她辩解：“哎，这错不在我呀！”可人家不给你这个机会，三个白眼过后，声音冷漠地说：“下一个，快点！”好像在唤她家院里等待喂食的狗。
我只好在一旁将自己的手指在裙子上使劲儿地搓，裙子都快搓出个洞来了，趁着“下一个”的手拿开的工夫，立刻将自己的手指按了上去，但依旧没有显示。脸色蜡黄爱翻白眼的女人，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她每天用这种态度工作，我就不明白，他们老板为什么不开除她？
下一个小伙子的指纹也被卡住了，白眼女人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白”他，真不知这个坐在窗口里管刷卡的女人，一天要翻多少次白眼。但是没办法，所有的人都得忍着，每天早晨还是得找这个人刷卡。
找队长测试，又是考前的另一难关。队长长得像黑脸包公，态度傲慢，对教练和学员爱搭不理，本来“测试”是他的工作，倒变成对他的一种企求。所有要过关的学员，都想尽办法用好话来“喂”他，求他让自己再试一次，或者，干脆对他软磨硬泡。久而久之，他变得更加傲慢，仿佛他是天王老子一般，每个攥在他手里的学员，都得低三下四地求他，如果你太有个性，太不肯委曲求全，那么，就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有个朋友告诉我，不要在乎别人的态度，为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就像说电视剧台词一样，你说几句好话不就完了。
我把好话背得滚瓜烂熟，准备明天一早，去对那个黑脸包公说。后来我知道，好话的确是管用的，我过关了。
第45节 北方的风
北方的风很像一个看不见的人，他想来你家做客，就不由分说举起拳头擂你家的门，擂完了不行就用脚踹用屁股拱，最后办法使完没有达到目的，就索性在楼道里发起脾气来，它叮零哐啷乱摔东西，一会儿把一个好端端的啤酒瓶“砰”地一声从窗台轱辘到地上，一会儿又把楼梯拐角处的玻璃窗“乒乒”拿来摔两摔，那块玻璃一开始还算挺得住，但三摔两摔玻璃表面就裂出冰纹来，最后“哗啦”一声掉在地上跌得粉碎。
在北方，刮风天很多人躲在屋里不出门，就是临时到外面买个酱油散个步也得穿上带帽子的厚外套，小时候我们都管这种外套叫“棉猴”。今天我下楼去散步就穿着这种“棉猴”，因为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我一走出楼门口就被一只巨大的手推着走，我一开始还想抵制，故意站在原地不动，但后来我知道我拗不过风的———自然界的一切神力都不可抗拒，那我索性顺应潮流被风当成手中的一枚棋子，我被它刮得在风中滴溜溜地打着旋，对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脚不沾地如同在冰面滑行，终于碰到近处有一排铁栏杆，急忙伸手抓住以免被风吹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透过那排铁栏杆，我看到一个盖房子的建筑工地，吊着的灯被风吹得变了形，灯影忽闪忽灭，人影交互叠错，工头哇啦哇啦在大声喊叫着什么。风更大了，我听到北风在空中咝咝打着呼哨，有一绺特别尖细的声音，像是有厉鬼藏在空中，故意憋细了嗓子好迷惑路人。有砖垛被风吹倒的声音，稀里哗啦宛若一罐子碎银元落地，工头气疯了，喊叫的声更大了。可生气有什么用，风又没长耳朵。
说到风我倒想起前一阵子读到过的小说家莫言的一篇散文《会唱歌的墙》，这篇文章的结尾非常奇异，散文都是说真事儿的，这篇却充满幻想，说他们那儿有个老人收集了几万只空酒瓶砌成一道墙，把他们乡和外乡隔开来。那道墙瓶口一律朝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万只瓶子就会一齐发出音色各异的呼啸声。老人砌完墙就坐在那儿死了，后来会唱歌的墙倒了，“几万只碎瓶子在雨水中闪烁着清冷的光芒继续歌唱”。这就是北方人对风的深刻而又自然的印象，北方的风像刀子刻心，强烈而略带一点残忍的味道。
一夜飓风，满地碎片。第二天一早，我踩着碎玻璃碴子上路了。
第46节 最后一页碎片
张爱玲的散文，是那种信手拈来式的作派。她是那种看到什么都有感觉的女人，看到书写书，看到画写画，看完戏就写《散戏》。给一本书写再版的序，她就东拉西扯地乱说上几句，好像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她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她的书叫做《流言》和《传奇》。
多么简单的事到了她那里势必琐屑、细碎，纠纠缠缠地像永远不会完。我倒并不觉得她那一两句常常被人引用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的名言有多么的好，好多东西一断章取义就别有另外一层意思了。
我最初读到张爱玲是1994年夏天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那时位于王府井街口的老店还没有拆，我站在众多架电风扇呼呼啦啦吹起的龙卷风里翻找自己喜爱的书。那时我自己写的书还没有出版，我一边在一大排女作家写的书里流连，一边暗自打算：“等到有一天，我的书也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