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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整天见老爹总是醉熏熏的，不是睡在别家的柴垛里，就是醉倒在村边的壕沟旁，且鼾声大作，推都推不醒。
一天他陪着母亲乍乍巴巴地去山里拣柴。妈妈捆好一捆干柴，勉勉强强地背在身上，柴捆几乎挨到了地面。宁长又瘦又小，两条腿胀得生疼，真是累呀！可看着妈妈背柴那吃力的样子，他心里难受，就用两只小手去擎，也许这就能减轻点妈妈的负担呢。过一个沟坎时，粗大的柴捆在妈妈那瘦弱的脊背上，就像驮着一座山，她实在驮不上去了，就跪下去，用两只颤抖的手在地上爬。远远望去，只见干柴蠕动，不见人的影子。他跟在妈妈身后，也赶紧跪下去，用两只小手拼力地向上推。他真害怕妈妈和干柴万一滚下来，那就完了，他不能没有妈妈呀！
在临近村头的一个土丘上，娘俩儿坐下来休息，他用小手一下下地擦着妈妈额角上淌下来的汗水，妈妈也抖着手一下下地揉搓儿子手上的泥巴，娘俩儿气喘吁吁，宁长眼尖，突然看见村头壕沟边躺着一个人。很快，他似乎看清了什么，也没有作声，就摇着瘦小的屁股向壕沟跑去，身后扫起一溜尘土。妈妈不知道儿子要干啥，就在后边直喊：“宁长，快回吧，该走了，回家还得做饭吃呢。”他看见父亲栽倒在壕沟旁边，有一只黄狗正吃着父亲吐出来的东西。他害怕狗咬，不敢往前走，更害怕黄狗吃掉父亲，就拖着哭腔一边喊：“去，去！”一边拿土块击打黄狗。黄狗一边吃着，一边朝小宁长吠叫。小宁长吓得赶紧后退两步，又不忍心离去，那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万一让狗吃了，他连这样的父亲也没有了……就退几步，进几步，进几步又退几步，和黄狗相恃有十几分钟光景，黄狗醉倒了，他这才扑上去，扳着父亲的脖子使劲摇晃。妈妈在后边还在大声喊叫，他也顾不得，现在该是父亲要紧了。爸爸脾气特好，给儿子摇醒后，勉强地抬起头来，对儿子笑笑：“你回去吧，爸爸那个，一会就好了……”又沉沉地垂下头去。儿子心里好酸呀！还有一次，宁长蹒跚着两条小腿儿拐着个破杏条筐去田里挖菜。妈妈说开春了，挖点小根蒜吧，要不，晌午吃啥呢。她说话有些费劲，又往往吐字不清，看着儿子拐着筐出门，又追了出来：“走道小心，过横道，前后看看，有水的地方不能去，淹着。”儿子对妈妈的话都能听懂，认真地点点头，走了。
他刚拐到后街，见几个小孩子拿着土块往一座柴垛前击打什么，那里躺着一个人，还是他父亲。父亲正鼾声大作，裤子上挂满了泥水，身上给打中了几块土块儿，脸上沾着稀稀的黄泥。他非常愤怒，上去就给身边一个小伙伴一拳头。他哪是人家的对手，小家伙一推，宁长就倒了，他个子太小，身体太弱，太没力气了，他天天都吃些啥呀？小伙伴们就继续击打父亲，还哈哈笑着。他急得哇哇大哭，幸亏过来一个大人，他连忙抱住那人大腿：“叔叔，你管管，别让他们打了……”那人也很滑稽，“你管我叫声爹吧。”宁长犹豫一下，还是叫一声“爹……”那人一龇牙，朝小伙伴们一瞪眼睛：“滚！”小伙伴们就跑开了。他赶紧跑到父亲身边，待把父亲弄到家里，天已晌午了。他小心地擦去父亲脸上的泥土，又费劲地去搓他身上的泥污。父亲轻轻地摩挲着儿子的小脸，又睡着了。妈妈说晌午菜咋整呢？儿子瘪了瘪小嘴，“妈，盐水糊涂好吃，你还做盐水糊涂吧。”娘俩抱在一起都哭了。
那一次最为危险。下午放学回来妈妈没有在家，他猜想大概是去地里挖野菜了，放下书包赶紧朝田里跑去。边跑边向四周张望，他已养成了习惯，只要没看见爸爸，就担心他可能又醉倒在哪里了。果然，在田野的壕沟旁边，离上次醉倒的地方不远，侧身躺着一个人，还是爸爸。偏偏上风头不知谁放火烧荒，烟雾蒙蒙，火势很猛，眼看要烧着躺下的爸爸了。他急得大叫，爸爸却浑然不觉，还在鼾鼾大睡。他赶紧跳进壕下的水沟，用手撩水往爸爸身上和四周的荒草上泼，那点水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眼看烧到爸爸身上了，烟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用力地去推爸爸，爸爸好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他一咬牙狠狠地踢爸爸两脚，还是没醒。一着急他掏出小鸡子向火苗浇去。凑巧一个叫王老五的农民从这里路过，赶上来帮着扑灭了火。此时儿子坐在父亲身边正咿咿地哭泣，脸上混儿画的，像个小灶王爷。累的，吓的，还是气的——也许都有。
他一直哭到爸爸从地上爬起来，才扯着爸爸的手央告：“爹，再别喝酒了！”父亲弓下腰拿自己那脏乎乎的手去揩儿子脸上的泪痕，点点头，“不喝了。”可是进村不到半个小时，又朝“夜来春”走去了。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于村小学，只要你稍加留意，就能看见两个孩子，他们的个子很矮，很瘦，长得也很丑，身上的衣服很不合体，总是别别扭扭，还落满了补丁，并留有各种颜色，脚上终年穿着一双很大的黄胶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了就终日光着小脚。他们的书包就是怀里夹着几本课本，早上却第一个来到学校，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学校，他们就是逛荡的两个儿子，宁长（chang）和宁长（zhang）。老大七岁的一天就跑到学校，起初学校说啥也不收留，年龄太小，长得太丑，衣着不整，又拿不出学费。后来他天天早上跑到教室窗后，上课就听，下课就跑在一边看学生们玩耍。孩子们都不和他玩，嫌他太脏太丑了。老师也多次去后窗驱赶，往往一赶就跑，老师一进教室他又回到后窗，又不言不语，不影响任何学生学习。久了，老师就淡忘了这件事情。突然有一天，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难题，全班学生都摸不着头脑，无一人做得上来。挨着宁长的窗边有一条缝隙，只见宁长用一只秃旧的铅笔头，在一张废烟盒上刷刷地写了点什么，顺着缝隙递给近前的一名学生，那学生看过纸条，马上站起来回答数学难题。结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老师非常奇怪，这学生在班级是劣等生，日常的作业都要向别人抄袭，他怎会回答这样的难题？就追问起解题原因，那学生只知道满脸的胀红，低头不语。身边的又一个学生便给予了揭发，宁长很快被叫到屋里。老师又提出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准确无误。老师连连称奇，叫他马上回家里将衣服修整一下，第二天就进班里上学。
宁长回家将自己身上的惟—一套衣服脱下来，将小鸡子用一块塑料布包住，躲在屋里用清水仔细地搓洗衣服，他不能麻烦妈妈，妈妈双手颤抖，端个水盆都很吃力，自己的衣服都很难洗净呢。没有肥皂，就多洗几遍，拧一拧就湿乎乎地穿在身上，然后去学校的垃圾堆里又拣回几支铅笔头和背面能写字的废纸，就算做好了上学前的准备。这一晚上他好久睡不着觉，能上学了，终于能上学了！妈妈也非常高兴，虽然她大字不识，可他经常告诉儿子，就咱这家庭，念书，兴许是惟一的出路。也许这句话对儿子的烙印太深，在幼小的心灵里打下的根基太牢了，不然咋那样强烈地求学呢？从此他天天第一个到校，最末一个离开校园，直到小学毕业。
弟弟宁长比哥哥小三周岁，在哥哥的熏陶下，六岁就上了小学，中间两次跳级，最后离哥哥只差一步之遥。哥哥也想跳级，又不忍心离弟弟太远，就一边学好自己的功课，一边担任起弟弟的课外辅导老师。兄弟俩在于村小学念书的几年，他们的所在班级，第一名无人能与他们挣抢。
中学在公社驻地，离于村九里路，哥俩儿没有车子，也没有条件住宿，就早出晚归，中午带饭。他们吃饭从不和别人坐在一起，从蒸锅里拿出饭盒，就悄悄跑到一边，里边除了苞米面饼子，就是咸菜条子，哥俩儿一言不发，闷头吃饭，其间还你推我让，最后将饭盒舔得干干净净，就去自来水管前咕嘟嘟地喝饱凉水，马上坐在教室里看书学习。有时候同学们问他们带了啥好吃的，总不露面。他们只是笑笑：“大米饭呗。”他们都自尊心很强呢。
遇有半天或休息日，他们就要早早地颠着碎步跑回家里，放下书包就去责任田里劳动。哥俩儿渐渐大了，田地里还像小时候那样荒芜，该让人笑话呢。哥俩儿读初中期间，家里的田地就很少求人帮忙，长得也有些模样儿，除了自家够吃，卖些给哥俩念书，还能还些欠账呢。宁长中学毕业那年，有一天他领着弟弟在乡里卖大米，哥俩儿破天荒地给母亲买了一件十几元钱的花布衣裳，走到卖食品的摊前，哥俩儿脸一撇，都加快了脚步。从懂事那天起，哥俩儿没吃过一块糖，没买过一块饼干，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糖和饼干是啥滋味儿。回到家里母亲抱着儿子给买的衣服，高声大喊：“儿呀，你们疯了，脚趾头都露肉了，不买双鞋，给我买这干啥？”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妈，你太苦了……”哥俩儿一齐扑在妈妈怀里，娘仨儿哭作一团。
宁长上高中那年，在红柳乡是惟—一个考上县里重点高中的学生。走前他对弟弟说：“就咱家这条件，一无权，二无钱，自己不下狠劲考上去，没有第二条出路！”弟弟用力地点点头，第二年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宁长上高中那天已身无分文了，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在新生报到处团团转，就是不敢报到。负责新生报到的老师将问题反映给校长，校长叫先把学生留下，高出录取线四十多分，别说在农村中学，县城中学也是首屈一指！校长随后拨通了局长电话，局长指令学校按最低限度收费，并立即组织人员捐款。宁长也很快成了学校的名人。后来县城里很多人都知道县高中有个高材生，家庭条件最穷，学习成绩最好，将来很可能成为徐县的希望之星。为经济所迫，宁长极不情愿地去过县民政局求救。那天他怯怯地站在民政局的大门外，几次欲敲门，又将抬起的手放下来。一位女同志出门发现了他，还以为是路上没钱，请求遣返的。那女同志就因家里有钱，孩子又不好好学习而苦恼。她问清宁长的来由，非常感动，马上让坐倒茶。负责社会救济的李科长也主动把他请到屋里，让他填写申请救济报告单，以最高额一次救济他5OO元钱，并明确表示，宁长的穿戴他包下了，社会各界救济的衣物由他挑选。宁长流着眼泪走出民政局大门，一个很大的决心也随即下定了：用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徐县的父老乡亲。也许他对认准的理儿咬得太死；既定的目标太狭隘，太具体了，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这自然是后话了。
整个高中期间，宁长除了学习是按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仍按最低标准要求自己。常常一天三顿咸菜，一袋方便面要分做两顿来吃，饿了就喝点开水补充肚子，喝不下去就兑几粒咸盐。上课他常常冒虚汗，晚上饿得睡不着觉，三年高中下来，体重掉了三十多斤，人瘦得像个影子，走路直打晃儿，只学习，一直是年级组的第一名。报考志愿时，别人以为他一定会报北大的，他却报了个省内专科，理由是，急着回报社会；还有一条，他要尽快毕业挣钱，供弟弟上大学本科，他家太困难了，人也大了，不能老躺在社会救济的饭筐里。校长看了他的报考志愿，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