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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 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２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后，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戍卒和罪犯，以后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渊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３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９８）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Ｃｈｉｎａ，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Ｆｒａｎｃｅ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