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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亲的这百十本书把我折腾苦了。内子帮我把书用油布包起来，藏在煤缸里，父亲说这样会弄脏的。
我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从早到晚，搬来搬去，弄得我浑身
是土，浑身是汗。父亲跟在后面，总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把书依然放在旧书橱里，
外面贴上白纸，算是“藏”好了。事后，我这“聪明绝顶”的藏书术，被全家传为笑柄，他们说“应该在
贴上的白纸上，大书‘此地无书’，才能载进‘新笑林广记’！”我只能苦笑着说：“那时候人都吓糊涂
了，自然做的是糊涂事！”
当时，父亲的主要著作由我保存，他手写的诗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二家兄到湖北干校后
，又转由我保存。其余的书，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保存了一两本，免得一人出事，书被“一网打尽
”。我把这上百本书，放在一个行李袋里，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日再
版，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事情，虽然日后它成了《张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础。不过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我
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要作
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下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遣送
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
“抄”，这种“奇迹”，看似意外，实则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的保护，因为按照当时是非
颠倒的标准，文史馆自然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中央文史馆把招牌摘去，嘱咐
馆员们都不要来上班，让“造反者”无从寻觅。其二是父亲生性淡泊，不喜欢抛头露面，诚如他自己诗句
所云：“如今悟得为人理，少向输赢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简出，风头不健，不是“首当其冲者
”，正所谓“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亲的好人缘儿，母亲一向乐善好施，急人危
难，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邻右舍，家家都得过她的钱与物相助，这就是父亲赞美母亲诗
句所云的“遇人遥远给春风”的原由。尤其多亏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
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
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
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
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
！”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就在那阴
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依然有浇灭不熄的人性之光！
第62节：父亲最后的日子（1）
父亲最后的日子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却也给父亲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那就是大舍妹明明在离京两
年半之后，回家结婚。虽然是严冬12月中旬，但我们感不到丝毫的凉意。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扶着门
框出来迎接大妹，憔悴的脸上绽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明明的归来，使小书房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尽管笑
声是沉闷的，但毕竟冲刷掉了心中半年多的积闷。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大舍妹的婚礼自然是一切从简。可是父亲总记得母亲的临终嘱咐，尽量搞得
欢乐喜庆一些，更何况这是他偏怜疼爱的大女儿。外面的饭馆也都“革命化了”，父亲觉得不能请亲家在
外面吃饭，就在家里吃顿便饭，也是表示一点恭敬之情。于是父亲把采购食品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妻子，要
她尽力买得丰富一些，而且他还让人搀扶着看看新房的布置，也看看我们准备的菜如何。
大舍妹结婚的那天，父亲特意穿上了妹妹给他买的蓝布罩衫，迎接亲家的到来，家宴很丰富，饭后全
家合影留念。这些活动父亲都高兴地参加了，他还一直陪着亲家聊天，尽管很少说话，也显得有些劳累，
但是看得出他很欣慰，有一种又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释怀。
大舍妹明明婚后的10来天，我们尽量多陪伴父亲，尤其是晚饭后，大家都会到小书房里，和父亲围炉
闲话。“花盆炉子”的火，烧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飘散在满屋，似乎听不到外面呼啸的西北风和“打
倒”的喧嚣，屋子里显得生机盎然，我们又恢复了天南地北的“海聊”。大舍妹会讲一些四川的见闻，父
亲听着我们聊天，看着满屋的儿女，尤其看着作了新嫁娘的明明，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快乐，但是这也
是他最后的快乐。时间过得真快，大舍妹的十几天的婚假，很快就过去了，兄妹们又将天各一方，靠着书
第63节：父亲最后的日子（2）
信来倾诉骨肉之情了，父亲虽然不言不语，但是他有一种预感，只是不流露出来。当大舍妹向他告别的时
候，他压抑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父亲踉跄着奔向大门外，我赶紧跑上前搀扶着他，父亲倚着我的身子
，执着大妹的手，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地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此情此景，我们能说什
么呢？我只有挥挥手，让大舍妹离去，她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的离去，父亲用饱含热泪的眼睛凝望着大
舍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父亲留给明明的最后一句话，父女俩竟成
诀别。不过，父亲望着大舍妹那温柔、深情而又依恋无奈的目光，却永难磨灭的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时间悄悄地滑过去了，终于熬过了漫漫的寒冬，1967年的春节不管世上的“天翻地覆”，依然降临了
。春，带给人们的是温暖，是复苏和希望。虽然街上的标语和打倒之声，仍是“如火如荼”，但北京市民
还是没有忘掉这个带着祝福的传统佳节，凭着副食本和票证上的供应，忙着抢着采购年货，倒也呈现出一
派不谐调的年味儿。
说实话，看着年迈体弱的父亲，加之我们兄妹，按当时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随时随地
都可能被“揪”，实在是打不起精神过年。倒是父亲没有忘了这个年，把我和内子叫去，说：“过年了，
你二哥会回来的，小弟弟更是盼着过年。”在父亲的吩咐下，我们也就忙碌起来。
除夕那天，在郊区上班的二家兄和“停课闹革命”的二舍妹，都赶回到家里。年迈的老父依例向祖母
跪拜辞岁，“接祖宗回家过年”。当我们把他扶起来时，他对我们说：“我向祖母跪拜辞岁，是我的习惯
，不这样，心就不安。我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但要你们看看，这不是迷信，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希望你
们不要忘掉祖宗！”除夕的团圆饭，虽然没有往日热闹，但在非常时期，也算是“苦中作乐”吧。饭后，
病弱的父亲还是没忘了给两个小孙女压岁钱，这些事情，本来是母亲做的，如今父亲却也未能免俗地学起
“妈妈论”来，真是难为了他。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送走了春节。几天年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二家兄回到郊区单位，仍旧去参
加“斗、批、改”，家里只剩下我和内子及二舍妹、小弟弟陪伴父亲，显得异常冷清。往年宾朋满座红火
的场面却变得没有一个客人来，只有北屋西间座钟的滴答声，划破了小院的岑寂，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没
有过的事。但是父亲仍然吩咐我们，留下一些菜，好招待客人。他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有时会放下书望望
门外，虽然没有动静，但是我们明白，在他特意留下的“年菜”的举动，就是惦记那些“生死未卜”的老
朋友，希望仍能和这些数10年的知交，把酒论文，共度新春。呜呼，此愿成虚，父亲无奈地又埋首于故纸
堆中。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的老友没有忘掉“老大哥”，就在父亲逝世后的第四天，张友鸾叔受
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父执之托，来看望父亲，并要约定日期，来我家小酌。当友鸾叔得知父亲已仙去
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足自悔地连连说：“早来几天就好了！早来几天就好了……”当然这是后话。
过了年不久，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加虚弱，不仅说话越发困难，还不断地喘息。我要带他去看
病，他不愿意，说：“只是有点小不舒适，不需要看病。”再劝他，他就不耐烦地说：“不用看，看也没
有用！”说完就又埋下头去看《四部备要》。那一阵子，他从早到晚，都是在读这套书，好像是在抢时间
，多读一本是一本，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本来就是历史癖，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是那样专注，那样
认真，不知他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会省悟到什么？反思些什么？
正月初六的下午，我看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就带他去急诊，但他还是不同意，在我和妻子、二舍妹的
苦苦劝说下，他才同意第二天由我陪他去看病。当晚11时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不放心，就披衣过
去，看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便对他说：“爸，明儿早上您还要去看病，还是早点睡吧。”他把书
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我看他安静的睡下，替他关了灯，才回到自己的屋里。
不想第二天，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十分七时，父亲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
去，等我和二舍妹、妻子奔到时，他已停止了呼吸，还是脑溢血发作，我为父亲轻轻地合上了双眼……传
说正月初七这天，是造物主创作人的日子，因而称之为“人日”。父亲就是在“有了人”的这天黎明阖然
长逝的，身边放着的是一本《四部备要》。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平静的
离开了人间，享年73岁。我想他留下了三千万言的著作，要说的都已说尽了，话已经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