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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
父亲的这场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挥毫，绞尽脑汁有关，但埋下的病因，却要从他“自愿”辞去北
平《新民报》的职务说起。许多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总是从“书如其人”来推测，以为他长于辞令，精明
强干，洞察世事皆学问的人，其实大谬不然。生活中的“张恨水”是一个寡于交游，憨厚老实，木讷少言
，略显“土”气，不善于周旋的书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戏言，在谈笑风生的朋友群中，“谁最
不像张恨水，谁就是张恨水。”事实确实如此，父亲虽然倚马才高，万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却充满着
天真，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去对待世事和人际关系。“知夫莫若妻”，母亲就常打趣父亲是个十足的“书
呆子”，用书本来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满拧”。父亲尽管已是蜚声国内外，但他自视平凡，从来
都没有特殊之处，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熏陶，以真诚待人，不把名利置于心上而淡泊自甘，以为别人
也像他一样，这是他的缺点，自然也是他的优点。报社本是个复杂的场所，父亲虽然办报有方，但却不善
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报社内部的权力之争。此时总社派来了副经理曹仲英先生和总编辑王达仁先生。
第57节：病榻缠绵有3年（2）
王先生年轻活跃，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新民报》协理、主笔兼北平社经理。虽然北平《新
民报》在父亲的惨淡经营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数年间其发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报之首，亦是《新
民报》五社八报之冠。仅以此而论，可说是成绩斐然，为《新民报》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然
而事实却不然，他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既然总社派来了人，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为
。父亲再任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于1948年秋，辞去了北平的《新民报
》的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北平《新民报》，结束了他奋斗30余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的报人生涯。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坐在大餐桌前，编辑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当时北平的《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先
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该报用了3天的时间发表长文，给父亲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
说成似乎是“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
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虽然后来真相大白，王达仁先生也亲自登门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但那已是后
话，是父亲大病数年后的事情了。
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
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
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
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
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
件将书续完了。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 哈尔
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
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但是笑鸿叔说什么
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
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
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牙牙学语”；3个月时，竟能
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可能是因为父亲
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
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在这样安静祥和的环境中，父亲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的好，当他能够
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墨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病魔虽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对他的身体和记忆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害。脑溢血给
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没有被吓倒，
第58节：病榻缠绵有3年（3）
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所以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
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
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
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
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看到他在案头堆起来的一百
多本习字本，我们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9年底，小弟弟出生了，这使父亲异常欣慰，也使他的病情更快地好转。1950年4月，北京市召开
“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父亲以抱病之身应邀参加，从此，每逢市文联召开大小会，父亲都
是风雨无阻，亲自参加，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心情很愉快。
父亲虽然病情好转，但还是不能写作，家庭人口多，经济仍不富裕。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不要
他有任何思想上的负担，便卖掉了自己用私蓄买的北沟沿的大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
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仍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
150尺”买下了砖塔胡同的房子，现在附录于此，留待民俗学家和北京史学家参考吧。母亲设想得很周到
，父亲的书多，如果往远处搬，怕父亲嫌麻烦，又怕弄丢了书，砖塔胡同的房子虽然不太好，但还不至于
使父亲感到不方便。后来，这小小的四合院经过母亲的整修，父亲又种了许多花木，显得非常美丽温馨，
住进之后我们再也没搬过家，父亲、母亲都是在这小小的四合院中逝世的，我也在这四合院娶妻生女，这
个处处显露温情的院子，给我留下了美好和绮丽的回忆。
母亲卖了房子，有了点钱，便常常给父亲做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但是父亲从来也没有“吃小灶”的
习惯，母亲给他买的营养品，他都与我们共享。以后母亲又另出一计，吃午饭时，不设父亲的座位，将他
“逐出门去”，让他到胡同东口的同和居、沙锅居去吃点可口的饭菜。母亲和我们兄妹，依然是窝头就白
菜汤。生活虽然俭朴，但全家却格外的安详和谐，三家兄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考进了远在长春的电力专
科学校。一个16岁的少年，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怀抱，现在要孤身一个负笈远游，我们兄妹既恋恋不舍，又
为他的决定而感动。当他拿着母亲亲手打点的行装向父母告别时，母亲依依惜别流下了慈母的热泪。
父亲在养病期间，也尝试着写一些小文、小诗，而且在1950年12月13日在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
晚会》发表了病后所写的第一篇稿子《梦中得句》，而且该报编者以《小说家张恨水病后所写第一稿》为
题的编者按。因为这是病后发表的第一篇诗文，具有纪念意义，把它抄录于下下，献给读者：
梦 中 得 句
入冬，梦到一段游览的地方，那地方，四围是水，其平如镜。我虽是一个人游览，也不嫌孤独。所走
的路，是湖里的古大堤，一条分作两条，像人的两条腿，撑着一具身子一样，我就在身子上走。至于那段
风暴，那是太好了。古陌前头，各有木桥，笼罩着大树，好风吹来，碎红乱落，满身都是舒爽的，我心里
猜想说，这不会是西湖里白堤吧。就在这时，仿佛有人叫我，让我作一首诗纪念纪念它。说着就先出了两
个诗韵，就是八齐了。我说，好罢，试一试罢，于是就拈着齐韵，作成第一第二两句，等我要作第三句诗
时，一翻身醒了。至于出诗韵限诗韵的人，我始终没有看见，你说怪不怪。次日起来，白天无事，就念着
第59节：病榻缠绵有3年（4）
诗韵，七零八乱凑在下面。附带报告一句，讲对句的诗，不管好歹，还是病后第一次呢！
三四桥头寻陌齐，好风时卷柳梢西。
画图人渺香还在，桃李花狂路转迷。
一水如油三面去，对吾有树两边题。
苍天似作青年约，记起春光满白堤。
这以后，父亲还陆续地写了几篇小文，这些都是习作，文章的好坏，都在其次，主要是说明父亲的病
情有了极大的好转，已经可以写文章了。在这些习作中，有一篇居然是写的我！因为父亲、母亲都是京戏
迷，我自小在他们的熏陶下，自然也是一个十足的京戏迷，我又好动不好静，每天耍枪弄棒的，为此惹父
母的多次教训，父亲的这篇文章，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一个戏迷儿子①
“一马离了西凉界”，这奇怪而又尖锐的喉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