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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
《红楼梦》中通过赋诗、填词、题额、拟对、制谜、行令等等情节的描绘，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封建阶级的文化精神生活。诗词吟咏本是这一掌握着文化而又有闲的阶级的普遍风气，而且更多的还是男子们的事。因为曹雪芹立意要让这部以其亲身经历、广见博闻所获得的丰富生活素材为基础而重新构思创造出来的小说，以“闺阁昭传”的面目出现，所以把他所熟悉的素材重新锻铸变形，本来男的可以改为女的，家庭之外甚至朝廷之上的也不妨移到家庭之内等等，使我们读去觉得所写的一切好象只是大观园儿女们日常生活的趣闻琐事。其实，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所曲折反映的现实生活，要比它表面描写的范围更为广阔。
我们从小说本文的暗示，特别是脂评所说“借省亲事写南巡”等话，可以断定在有关元春归省盛况的种种描写中，有着康熙、乾隆南巡，曹家多次接驾的影子。这样，写宝玉和众姊妹奉元春之命为大观园诸景赋诗，也就可以看作是写封建时代臣僚们奉皇帝之命而作应制诗的情景的一 种假托。人们于游赏之处喜欢拟句留题、勒石刻字的行为，至今还被称为“乾隆遗风”，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上行下效，是何等盛行！这方面，小说中反映得也相当充份。此外，如制灯谜、玩骨牌、行酒令，斗智竞巧，花样翻新，也都是清代极流行的社会风俗。
大观园儿女们结社作诗的种种情况，与当时宗室文人、旗人子弟互相吟咏唱酬的活动十分相似。如作者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中就有好些联句，参加作诗者都是他们圈子里的诗伴酒友，可见文人相聚联句之风，在清代比以前任何朝代更为流行。（小说中两次写到大观园联句。）如果要把这些生活素材移到小说中去，是不妨把芹圃、松堂等真实名号改为黛玉、湘云、宝钗之类芳讳的。《菊花诗》用一个虚字、一个实字拟成十二题，小说里虽然说是宝钗、湘云想出来的新鲜做诗法，其实也是当时已存在着的诗风的艺术反映。比如与作者同时代的宗室文人永恩《诚正堂稿》和永嵩山的《神清室诗稿》中，就有彼此唱和的《菊花八咏》诗，诗题有《访菊》、《对菊》、《种菊》、《簪菊》、《问菊》、《梦菊》、《供菊》、《残菊》等，小说中几乎和这一样，可见并非向壁虚构。至于小说中写到品评诗的高下，论作诗“三昧”，以及谈读古诗的心得体会等等，与其说是为“闺阁昭传”，毋宁说是为文人写照。
史湘云《对菊》诗有写傲世情态一联说：“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试想这是一位公侯小姐的形象吗？男子读书的有儒冠，做官的戴纱帽，只有那些隐逸狂放之士才“科头”（光着头），闺阁女子本来就不戴帽子，何必说“科头”呢？再说，也很少见小姐“抱膝”坐在地下的。原来这里就是一般文人所写的傲世形象，它取意为王维《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诗：“科头箕踞（即抱膝而坐）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探春所作的《簪菊》诗也是如此，它的后半首说：“短发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后人以为诗既是女子所写，“短发”成何体统，遂妄改为“短鬓”，殊不知诗写“簪菊” ，句句切题，这一句是以杜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为出典的，正是“短发”，否则，非但“短鬓”不能插簪，即令改为“长鬓”，又何能“胜簪”呢？如果必以女郎诗来衡量，探春也像“葛巾漉酒”的陶渊明装束，成何模样！特别是末联情景，李白作《襄阳歌》说“襄阳小儿齐拍手……笑杀山公醉似泥”，是很自然的，倘若闺房千金喝得酩酊大醉，让路旁行人拍手取笑，还自以为“高情”，这未免狂得太过份了吧。
固然，闲吟风月总要有点“为文造情”，也未必都要说自己的，但如果看作是作者有意借此类儿女吟哦的情节，同时曲折地摹写当时儒林风貌的某些方面，不是更为合适吗？
按头制帽诗即其人
曹雪芹深恶那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伺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的“佳人才子等书 ”，可知他自己必不如此。但有一条脂批说：“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有”字的草写形讹）传诗之意。”（“甲戌本”第一回夹批）这又如何理解呢？是否脂评所说不确？我以为倘若理解为曹雪芹想把自己平时所创作的诗用假拟的情节串连起来，以便传世，那是不确的。但如果说曹雪芹立志在撰写《红楼梦》小说的同时，把在小说情节中确有必要写到的诗词，根据要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文化修养模拟得十分逼真、成功，从而让这些诗词也随小说的主体描述文字一道传世，我以为，这样理解作者“有传诗之意”的话是可以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小说中的诗词曲赋是从属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描述的需要的，而不是相反，这是《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不同于一些流俗小说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这些诗词曲赋之所以富有艺术生命力，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用茅盾同志所作作的比喻来说，叫做“按头制帽”。（见《夜读偶记》）
要描写一群很聪明而富有才情的儿女们赋诗填词已非易事，再要把各人之所作拟写得诗如其人，都符合他们各自的个性、修养、特点，那必然加倍的困难。海棠诗社诸芳所咏，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个性，互不相犯。黛玉作《桃花行》，宝玉一看便知出于谁手，宝琴诳他说是自己写的，宝玉就不信，说“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还说“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这 些话表明作者在模拟小说中各人所写的诗词时，心目之中先已存有每人的“声调口气”，“潇湘之稿”绝不同于“蘅芜之体”。而且在赋予人物某些特点时，还考虑到他的为人行事以及与身世经历之间的联系。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不但是咏白海棠的佳句，而且完全符合她为人寡语罕言、安分顺时、喜欢素朴淡雅、洁净无华、遇到旁人会见怪的事情她能浑然不觉因而博得贾府上下夸赞的个性特点。湘云的“也宜墙角也宜盆”，当然是赞好花处处相宜，但好像也借此道出了她对自幼在绮罗丛中受到娇养，如今却来投靠贾门、寄人篱下的环境改变满不在乎的那种“阔大宽宏”的气量风度。被评为压卷之作的《咏菊》诗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大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味道，只是已女性化了而已，这样幽怨寂寞的心声，自非出自黛玉笔下不可。作者让史湘云的《咏白海棠》诗“压倒群芳”（脂评语），让林黛玉在《菊花诗》诸咏中夺魁，让薛宝钗所讽和的《螃蟹咏》被众人推为“绝唱”，以吟咏者的某种气质、生活态度与所咏之物的特性或咏某物最相宜的诗风相暗合，这也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曹雪芹把“追踪蹑迹”地忠实模写生活作为自己写小说的美学理想，因而，我们在小说中常常可以读到一些就诗本身看写得很不像样，但从模拟对象来说却是非常成功的诗。比如，绰号“二木头”的迎春，作者写她缺乏才情，不大会做诗，所以猜诗谜也猜不对，行酒令一开口就错了韵。她奉元春之命所题的匾额叫“旷性怡情”，倒像这位懦小姐对诸事得失都不计较、听之任之的生活态度的自然流露。她勉强凑成一绝，内容最为空洞，如说“奉命羞题额旷怡”、“游来宁不畅神思”，句既拙稚，意思也不过是匾额的一再重复，像这样能使读者从所作想见其为人的诗，实在是模拟得绝妙的。
在香菱学诗的情节中，作者还把自己谈诗、写诗的体会故事化了。他揣摩初学者习作中易犯的通病，仿效他们的笔调，把他们在实践中不同阶段的成绩都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这实在比自己出面做几首好诗更难得多。
再如，芸儿所写的书信、贾环所制的谜语、薛蟠所说的酒令，都无不令人绝倒。他们写的、讲的之所以可笑，原因各不相同，也各体现不同个性，绝无雷同，然而又都可以看出作者出色的摹拟本领和充满幽默感的诙谐风趣的文笔。在这方面，曹雪芹的才能真是了不起啊！
《红楼梦》诗词曲赋的明显的个性化，使得后来补续这部小说的人所增添的诗词难以鱼目珠。我们知道，在制灯谜一回中，宝玉的“镜子谜”和宝钗的“竹夫人谜”，并非曹雪芹的原作，因为原稿文字止于惜春谜，“此后破失”，“此回未补成而芹逝矣”（脂评语 ）。 这两个谜语和回末的文字都是后人补的。谜语补得怎么样呢？因为回目是“制灯谜贾政悲谶语”，所以谜语要有符合人物将来命运的寓意，这一点续补者是注意到了。宝玉的谜“南面而作，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似乎可以暗示后来有金玉之“喜”和木石之“忧”；一“南”一“北”，也仿佛可以表示求仕与出家之类相反的意愿或行为，谜底镜子则可象征“镜花水月”，所以，续补者颇有点踌躇满志，特地通过贾政之口赞道：“好，好！如猜镜子，妙极！”但续补者显然忘记了宝玉是“极恶读书”（按脂评所说“是极恶每日‘诗云子曰’地读书。”见“甲戌本”第三回）的，而现在的谜语却是集四句儒家经语而成的，而且还都出自最不应该出的下半本《孟子》的《万章》篇上。小说于制谜一回之后，再过五十一回，写宝玉对父亲督责他习读的《孟子》，尤其是下《孟》，大半夹生，不能背诵，而早在这之前倒居然能巧引其中的话制成谜语，这就留下了不小的破绽，破坏了原作者对宝玉叛逆性格的塑造。宝钗的谜虽合夫妻别离的结局，但一览无余，与“含蓄浑厚”的“蘅芜之体”绝不相类。一开口“有眼无珠腹内空”，简直近乎赵姨娘骂人的口吻；第三句“梧桐叶落分离别”，为了凑成七个字，竟把用“分离”或者“离别”两个字已足的话，硬拉成三个字，实在也不比贾芸更通文墨；至于“恩爱夫妻不到冬”之类腔调，倘用在冯紫英家酒席上，出自蒋玉菡或者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