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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
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
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
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
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
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
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
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
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
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
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
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
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
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
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
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
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
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
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
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
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
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
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
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
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
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
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
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
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
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
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
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
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
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
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
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
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
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
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
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
“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
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
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
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
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
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
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
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
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
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
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
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
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
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
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
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
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 “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
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
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
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
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
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
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
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
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
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
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
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
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
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
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
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
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
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
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
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
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
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
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
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
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
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
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
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
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
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
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
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
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
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
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
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