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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奎说：“老大呀，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还不了解我？那件事儿过去多少年了，他总是怀恨在心。处在那个年代，又对到了风口口上，我也没办法呀。他老觉得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我老奎哪有那日天的本事？”
胡老大说：“那事儿，也怪我多嘴，我要是不跑到你家去汇报，也就不会有这档子事了。”
老奎说：“咋能怪你？谁都不怪，怪也只能怪他自己。那时候，谁家不困难？谁家不挨饿？不能说饿了就去偷种子。那种事儿，你就是不汇报，迟早也会查出来的。不长庄稼，总有原因，他能躲过去初一，躲不了十五。像这样恶劣的事，你能不查吗？查出来不批能行吗？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社会主义的墙角不都让这些人挖塌了，还要我这个大队支书做甚？后来放出来了，本想与他和好，可他的怨气大得很，好像是我冤枉了他，就把他的怨恨全加到了我的身上。”老奎不说则已，一说就控制不住地激动了起来。
胡老大说：“是哩，我们都清楚，他是对到了那个风口口上，他谁都怨不着，要怨也只能怨他自己，谁让他手脚不干净？”
老奎猛吸了一口烟，随着一股浓烟从口鼻中喷出，仿佛把几十年积压在心里的话也喷了出来：“人啦，天地良心。不讲良心了，还有啥说的？没说的了，真的没说的了。他蹲了监狱，我没有少照顾过他的婆姨娃娃。田大脚的手脚不干净谁都知道，可是，我还是偏偏让保德把她派到麦场去干活，这是为的啥呀？一个工，她就往家里跑三趟，别人不是瞎子，我老奎也不是瞎子。她跑回做啥？不就是用鞋壳囊里带点粮食回去？秋后分杂头，我总是照顾点她，给她家多分点，难道她心里没数？困月上她家早早断了粮，天旺饿得差点断了气，为了救娃的命，我舍不得吃，让老伴儿把省下的白面送给了田大脚。唉！人呐，不说了，不说了，我唠叨这些做甚？”
胡老大说：“人怕伤心，树怕伤根。该说就说说，捂在心里，更难受。”
老奎说：“天地良心，我问心无愧就对了，他们爱记恨就记恨去，谁离了谁不也照样活？不一定现在富了，发了，就能永葆一世，像他这样下去，说不准哪天还有倒霉的时候。”
胡老大说：“是哩，有些事儿说不清楚，从合作化走到人民公社多不容易啊。大集体搞了几十年，说分，就呼啦啦都分了，没准儿哪天要收，也就呼啦啦地一下归了公，又走上了集体主义的康庄大道。”
老奎被胡老大的这句话逗乐了，就笑着说：“不会的，这几年庄稼人刚刚缓过神来，仓里有粮了，吃穿不愁了，中央也知道农村富了，不会再变政策了。上头说，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到了三十年，不知道又是咋的政策了，看来大集体是不会再搞了。”
胡老大也笑了说：“人就是怪，刚承包那会儿，谁都骂，谁也不理解，这才过了几年呀，大家生活好转了，谁也盼着不变。”
老奎说：“人的思想总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当时不理解，就骂，经过实践了，证明这样好，大家自然拥护。”
胡老大说：“对哩，就是这个理儿。”
老奎说：“当时你的羊群散了，不吃不喝，让人看了都难肠。”
胡老大说：“鬼日的，那时候我的心就像被猫儿掏走了，难肠得很呀，像是天塌了，死活想不通。苕农民，就是苕农民，了事不远呀。”
老奎说：“那时候，我要是不去劝你，怕你都迈不过那个坎儿了。”
胡老大就笑了说：“你要不劝说劝说，说不准我这条老命就白搭了。”
老奎说：“白搭就白搭了，谁也不会领你的情。”
胡老大说：“那时候，你的眼窝也塌了下去，怕也难肠的不行。”
老奎说：“难肠呀，怎能不难肠？那个弯子转得太猛了，思想还没有转过来。现在转过来了，再回头看，嗨，还是党中央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这一辈子，苦也受了，罪也遭了，现在吃穿都不愁了，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了。”
胡老大说：“现在就是愁娃们的事了。你还好，天顺争气，考上了大学，就成了国家的人，将来不愁说不上媳妇。我得愁呀，两个先人哩，啥时候给他们娶了媳妇，我的心才能放安稳。”
老奎说：“也愁呀，咋能不愁？媳妇是好说，彩礼却不好出呀……”说着便叹了一声。
胡老大也长叹了一声。
两个老汉就这样，东一句，西一句，有天爷无日头的说着，说到高兴处，就哈哈大笑了起来，说到忧愁处，就长吁短叹了起来。正说间，忽见前面来了一个柱子风，摇摇晃晃地向他们走了来。那柱子风，看去就像一根水泥作的擎天柱，从地下直顶到了天上。沙漠中常有这样的柱子风。这柱子风很是古怪，青天白日下，周围无一丝丝风，它就能旋了起来，而且也不向外扩散，就那么孤孤的，越旋越高，高得比城市的烟囱还高。相传中，这柱子风都是屈魂野鬼变的，柱子高的风是大鬼，小的是小鬼。看来，这是一个大鬼，至少他在活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物。
老奎和胡老大见柱子风来了，就呸呸呸地用唾沫啐。鬼怕唾沫，一啐他就不敢来了。可是，这是一个大鬼，不怕唾沫，啐了他照样来，一下旋了过来时，老奎和胡老大就赶紧抓好了旁边的东西，用手捂好了头上的帽子。那风很是强劲，你不抓好你的东西，就会被他抢了去。远处看去，那风只像一根柱子，旋到了他们的头上，就不再像个柱子。风很大，也很有劲，把烽火台都围了起来。围了好久，看没有什么东西可掳的，就走了。这时，睁开眼睛再看时，风的上空，飘着塑料袋，飘着女人们的头巾，还有男人们的帽子。风走远了，再看时，又成了一个柱子。
沙尘暴 23（1）
土地承包后，农民有了自主权，农村活了，相比过去也富了，但是，日子过得仍然艰难。最初，大家都很保守，只种小麦，不敢种别的东西，怕浪费了地。后来才越来越明白，种麦子是最划算不来的，麦子的收购价格低，一斤麦子的价还抵不上半斤化肥高，再加上水电费，税费，教育费，计划生育费，乱七八糟的一扣，只能勉强保本。聪明人就开始跟风，跟市场的风，市场上需要糖菜，就改种糖菜，市场上需要西瓜就改种西瓜。跟风往往导致了盲目生产，头年糖菜的价格好，第二年，糖菜就泛滥成灾，头年西瓜卖得好，第二年，西瓜一下多得没人要，到了秋天，县城里，州城里的瓜车比人多，瓜多了就互相压价，每斤瓜压到一两毛钱还是卖不掉，还得白天晚上守着瓜车耗着。有的主儿耗不住了，就气得骂，日他的妈妈了，卖不出去就不卖了，拉回去喂猪总行吧。
去年，国营农场率先种起了黑瓜子，没想到黑瓜子的价格好，一斤能卖两块多，秋后瓜熟了，再雇了当地的农民来打瓜，一些学校要勤工俭学，也组织了学生来打瓜，瓜子收了，再晾干，就直接交给收瓜子的贩子，瓜农当即就领到了新崭崭的票子。再一算账，除了成本，种瓜要比种麦子成效好得多。周围的农民听到了，好羡慕，就下了决心，到春上种了籽瓜。红沙窝也有人种了籽瓜，这个人就是石头。石头的一个老战友在农场，就是种籽瓜种发的，石头特意上门取了经，又借了些种子，回来就在红沙窝村进行推广，村人都很保守，不敢种，怕赔了。就先让石头种，种成了，他们再跟了种，种赔了，他们也不吃亏。石头就去拉他的姐夫胡六儿种，胡六儿也怕，他只好率先种了籽瓜。这一年，黑瓜子的生意更火了，价格比去年还高，原因是，镇番的瓜子因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黑瓜子板大、色重、肉多。去年在东南地区打开市场后，福建人又发到台湾，引起了台商的极大兴趣，黑瓜子生意一下火了起来，价格也就迅速涨了起来，头年没有出手的瓜子，价格一下涨到了四元多。到了秋天收瓜子的季节，镇番城里一下涌来了不少收瓜子的人。仅这二道贩子，也有好几个层面，资金多的，直接在县城或者在各乡设立收购站，当场验货，当场收购，当场付款。收了货，直接发往福建。资金少的，就到瓜农家里去收，收上后，再交给大贩子，从中牟点小利，或是，把瓜子储存下来，等到涨价了，再出手，从中赚个差价。这价格，也忽高忽低，有时，刚收购时，价格很高，越后越低，有时，刚开始很低，到晚期，能涨到两倍多。这其中的风险，不仅商贩们有，瓜农们也有。什么时候出手好，往往都凭运气。也有发了大财的，一年下来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也有陪了的，把瓜子发到福建后，却找不到付款的人了，才知被人骗了，一路乞讨了来，到了家，就成了一摊泥，躺在炕上几天起不了身。
石头的籽瓜种成了，大家才后悔没听石头的话。石头就笑着说，今年过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到明年，别再犹豫就是。到了第二年，红沙窝村的人就不再犹豫了，在他的带领下，纷纷种起了籽瓜。石头不愧是从部队下来的，受过党的教育，又是党员，对大家都很耐心，谁家要是不懂怎么种，求上门来，他就耐心地讲。问得人多了，他就干脆召集起要种籽瓜的人，进行了一次现场讲座。红沙窝的人听了，就夸石头是个好人，不保留。杨二宝见大家要种籽瓜，也放出了话，说你们种，种多少，我收多少，别人给你多少价，我给你们多少价就是。黑瓜子生意刚好的时候，杨二宝就做起了黑瓜子的买卖，他不失时机的在县城租了个门面，挂牌成立了一个名叫宝龙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他就当上了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又招了几个雇工，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杨二宝本来就经过商，这其中的行道他自然清楚，干了一年，据说赚美了。大家对杨二宝的话并不在意，心想黑瓜子的生意好，你才敢说这样的话，要是不好，你怕就早躲得远远的了。有了黑瓜子，不愁卖不出去，谁稀罕你收不收？但是，话说回来，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黑瓜子的生意的确好，不好的话，像杨二宝这样精明的人，是不会向大家承诺这样的话。有人就放大了胆，只种一点麦子，留做吃粮，把其他的地都用来种籽瓜。叶叶也去听了石头的讲座，又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回来后就与她爹商量，要多种籽瓜。老奎却犯起了嘀咕，怕都种上了，供过于求，将来卖不掉咋办？正犹豫间，锁阳进来了，老奎就问锁阳，他今年打算种多少亩籽瓜？锁阳说，去年没敢种，真后悔死了，今年少种一点麦子，够吃就行了，其余的都种籽瓜。老奎就问，你就不怕都种上籽瓜，籽瓜子一多，卖不出去，或者价格跌下来保不住本咋办？锁阳说，黑瓜子生意好得很，二宝叔都说了，他保证收了，别人是咋个价，他就是咋个价。老奎就说，那话等于没说，别人是咋个价，他是咋个价，还用得着交给他吗？叶叶就说，爹，你怕什么？现在黑瓜子才刚刚打开市场，石头哥说，台湾人现在嗑的就是咱们的黑瓜子，他们嗑完了，上瘾了，还得嗑，不愁卖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