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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个时候想必还会有新的对抗，我不能想像那将是什么对抗，谁也不能想像，但是那些对抗不会形成对一个新型的社会的障碍，在那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将把自己完整地奉献给某个人，后者也将把自己完整地奉献出来。这样一个社会当然只可能是世界性的，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还存在不平等和特权，这些不平等现象引发的冲突必将由近及远地扩展，直到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写作肯定起源于秘密
——写作不是起源于秘密和对抗吗？在一个协调的社会里，写作可能就不再有存在理由了……
——写作肯定起源于秘密，但是不要忘记它不是致力于掩盖这个秘密和撒谎——这种情况下它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对这个秘密提出一个看法，甚至为人们对于其他人是什么样子提供佐证，从而尽力破除这个秘密。这种情况下它就与我要求的这个透明性相符合。
——一九七一年有一次你曾对我说过：“现在该是我最终说出真理的时候了。”你还补充说：“但是我只能在一部虚构的作品中说出真理。”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打算写一篇小说，我本打算把我在这以前想在一种政治遗嘱里说的话都以间接方式写进这篇小说。那份政治遗嘱本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续篇，后来我打消了这个计划。虚构成分应该是很少的；我本想创造这样一个人物，读者必定会说：“这里写的那个人，就是萨特。”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读者来说，人物与作者本来会相吻合，这意味的是，最好的了解人物的方法本应该是在他身上找出自我的东西。我本来想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既是虚构的，又不是虚构的。这只不过表示今天写作是什么罢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不深，我们还不能彻底地把我们自己交出来。写作的真理，由我来说应该是：“我拿起笔，我叫萨特，这就是我的想法。”
——一项真理难道不可以独立于表达这项真理的那个人而得到阐述吗？
——那样就没有意思了。那就是把个人和人们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里抽掉，局限于客观真理。人们可以达到一些客观真理而不去思考他们自身的真理。但是，如果需要同时谈到人们自身所构成的这个客观性以及在这个客观性背后的、与他们的客观性在同等地位上成为人的组成部分的主观性，那个时候应该写道：“我，萨特。”由于目前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我们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借助虚构拐了一个弯子以后就能更好地接近这个由客观性和主观性共同组成的整体。
——你是不是会说，你通过罗冈丹罗冈丹，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的主人公。或者马蒂厄马蒂厄，萨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主人公。比在写作《文字生涯》的时候更接近你的真理？
——也许是这样，或者不如说，我认为《文字生涯》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一些。并非说我在《文字生涯》里讲述的事情不是真的，而是因为《文字生涯》也是一种小说，一部我信以为真的小说，但无论如何仍是一部小说。
——你说过最终说出真理的时候来到了，人们会理解成，迄今为止，你一直在撒谎。
——不，不是撒谎，而是在说只有一半真实、四分之一真实的东西……比方说，我没有描写我生活里的性关系和性爱关系。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除非是在另一个社会里，那时候大家都把牌摊在桌面上。
——但是你自己确信知道自己的一切吗？你从未动过心想去做一次精神分析吗？
——动过心的，但是目的完全不在澄清一些我自己也不理解的东西。当我重写《文字生涯》的时候——一九五四年我写出这本书的第一稿，后来到一九六三年我又重写——我问一个当精神分析学家的朋友蓬塔利斯，是不是愿意给我做一次分析，与其说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不如说是出于对精神分析法本身怀有的求知欲。他有理由认为，鉴于我们二十年来的关系，他不可能给我做精神分析。再说我只是随便想想罢了，以后再也没有重新考虑过。
——从你的小说中，人们可以推导出许多与你体验性生活的方式有关的东西。
——是的，甚至从我的哲学著作中也能推出来。不过这只代表我的性生活的一个阶段。我的书里没有关于我的性生活的足够的细节和复杂性，所以人们不可能在这里面真的找到我。那么你可能会说：你又何必谈论它呢？我要回答你：因为作家，根据我的看法，应该在谈论整个世界的同时完整地谈论他自己。
作家的职责是谈论一切，就是说谈论作为客观性而言的世界，同时谈论与它相对抗的、与它处于矛盾地位的主观性。这一个整体，作家应该在彻底揭露它的过程中说明它。所以他不得不谈论他自己，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做得或好或坏，完全的程度也有区别，但他一直在做。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的高血压发作
——那么写作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谈论这个整体，似乎通过说话也可以做到，不对吗？
——原则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事实上人们在口头表达时从来没有说出如在写作时那么多的东西。人们不习惯使用口头语言。目前可能有的最深刻的交谈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交谈。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必定比非知识分子更接近真理，而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有知识，有一种思想方式——比如说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学的——这使他们在了解自己和别人方面能够达到某一点，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自然达不到这一点。通常谈话是这样进行的，每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说了，也以为别人什么都说了，而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在被说出来的东西之外开始的。
——总之，你说的这个“到了说出来的时候”的真理，指的是要表达某些并非你讳莫如深的东西，而是你以前还不理解的东西？
——我指的尤其是把我自己放到某一个位置上，从那个角度出发我必然会看到我过去不认识的某种类型的真理。我指的是，通过真实的虚构——或者通过虚构的真实——去重新审查我一生的行动和思想，以便努力把它们组成一个整体，仔细察看它们所谓的矛盾和局限，弄清楚它们是否确实有这些局限，或者人们是否强迫我认为某些想法是矛盾的，而实际上它们却不是，弄清楚人们是否正确理解我在某个时刻采取的某一行动……
——可能也是为了摆脱你自己的体系？
——是的，我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没有说明一切，我就必须在同等程度上把我自己置于这个体系之外。由于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个体系，很可能我会重新陷进去。因此，这就将证明，对我来说不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去构想真理。不过这同样可以表示这个体系在某一水平上是有效的，即便它不能达到深度的真理。
真理始终有待寻找，因为它是无穷尽的。这不是说人们不能获得一些个别真理。我想，如果我能够做到我在那篇本应说明我的真理的小说里企图做到的事情，运气好的话，我本可以获得某些真理，一些不仅关于我自己，而且关于我所处的时代的真理。但是我不会获得全部真理。我只不过会让人们明白真理是可以达到的——虽然今天谁也没有能力达到它。
——如果你现在能够写作，你就会去做这项工作？
——是的，而且我一直在以某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
——但是，人们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得悉，大约从一九五七年起，你怀着极端紧迫的感觉进行工作。西蒙娜·德·波伏瓦说你在“与时间、与死亡做精疲力竭的赛跑”。我以为，如果你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这是因为你认为只有你能说出某些绝对应该被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是从那个时候起写《辩证理性批判》的，这本书把我咬住了，占去我的全部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小时，服用科里特拉纳一种苯丙胺类药片。——最后我每天吃二十片，我的确感到必须完成这本书。苯丙胺使我的思想和写十分敏捷，至少是正常速度的三倍，而我正想尽快写。
正是这个时期，我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后与共产党人决裂了。并非全面决裂，但是联系切断了。一九六八年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代表整个左翼，以至于与共产党决裂就使你处于一种流放境地。一旦人们脱离这个左翼，人们不是向右转——如那些投向社会党的人所做的那样，就是处于某种期待状态，那个时候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人们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
写《辩证理性批判》对我来说是在共产党对思想施加的作用之外为我自己的思想结账的一种方式。《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篡改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
——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你之所以有这种紧迫感，是否也因为你上了岁数，感到年龄不饶人？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你的健康第一次出现问题。
——那一次问题不严重，我的高血压发作了，我以为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暂时不适，也和我正在苏联首次小住有关，那次逗留对我并不愉快，把我搞得很疲劳。当时我没有感到自己身上已发生某种变化。但是这以后不久，戴高乐取得政权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印象了。
我当时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九五八年冬天，有一天，我开始感到很不妙。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我正在喝一杯威士忌，我想把酒杯放回到一张小桌子上去，自然而然地，我的酒杯从旁边掉下去了，不是我手笨，而是平衡失调。西蒙娜·贝里欧立刻发现了，她对我说：“去看医生吧，情况很糟糕。”确实如此，几天以后，我还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时候，与其说我在写作不如说在涂抹：我写出一些没有意义，与剧本没有关联的句子，叫西蒙娜·德·波伏瓦大为惊慌。
——你自己那会儿也感到害怕吧？
——不，但是我看到自己的健康毁了。我从未感到过害怕。但是我停止工作——我想有两个月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干。然后，我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使《隐居者》晚一年脱稿。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
——我以为，那个时期，你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读者、对你自己负有责任，感到你在《文字生涯》里面谈到的那些“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