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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精选集-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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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在他们面前招摇而过。我想到会使他们成为泪人儿,自己也挤出几滴眼泪;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死亡,死亡已肯定无疑,我在谱写死者的传略,即我的真相。    
    一个朋友看了上述文字,不安地打量着我说:“原来你精神病很严重啊,超过了我的想像。”精神病?我说不上,反正我的极度狂热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毋宁说是真实性的问题。九岁的时候,我感到真实性不足,后来则绰绰有余。    
    开始的时候,我身心是健康的。一个耍花招的小鬼知道适可而止。然而我很勤奋,即便虚张声势也竭尽全力。今天我认为当时卖弄小聪明是智力训练,耍花招是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所作的夸张。我的天职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强加的。其实也无所谓强加,只不过是一个老妇人的信口开河和夏尔的使用谋略,但这足以使我心悦诚服。成人的话铭刻在我心上,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颗明星,我看不见明星,只看得见手指,但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声称相信我。他们给我讲已故伟大人物的生涯,其中就有一个未来的古人,他们是拿破仑,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前525—前460),古代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菲力普·奥古斯特菲力普·奥古斯特(1165—1223),法兰西国王(1180—1223)。,让—保尔·萨特。对此我深信不疑,否则就是怀疑大人的话了。上列最后一个伟人,我很想面对面遇见一下。我张着嘴,扭曲身子,企图引起直觉,使自己心旷神怡,我好比一个性冷淡的女人,先是扭动身子,激发情欲,结果却是用身子的扭动代替性的快感。称她是佯装还是过分用心呢?总之,我什么也没有获得,不是太前就是太后,无法直视内心,发现自我。扭来扭去结果毫无进展,神经倒紧张了一阵,最后对自己产生怀疑,靠权威、靠成人不可否认的好意,无法确认和否认对我的委任:委任状已经封口盖印,万无一失,加在我身上,却并不属于我,尽管我对它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但我既无法解除它,也不能领受它。    
    信仰即使根深蒂固,也从来不是自在圆通的。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或至少阻止自己去破坏它。我注定成为英杰,我死后将埋在拉雪兹公墓,也许在先贤祠已选好位置,在巴黎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外省、在外国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心公园和广场。但即使在最乐观的时刻,我也看不到自己。作为无名小卒,我怀疑自己不可靠。在圣安娜医院,一个病人在床上喊道:“我是亲王!把大公爵关禁闭。”人家走近病床,凑到他耳边说:“把鼻涕擤掉!”他乖乖地擤鼻涕。人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轻声回答:“鞋匠。”然后又大声嚷嚷起来,我想,我们无一例外都像这个人,反正我刚九岁的时候,很像他:既是亲王,又是鞋匠。    
    两年之后,病人康复,亲王消失,鞋匠什么也不信了,我停止了写作。小说手稿被扔进垃圾箱,丢的丢,烧的烧,取而代之的是句法分析本,听写本,算术本。如果有人潜入我四通八达的脑袋,他会发现里面装着几个半身塑像,一张错误百出的乘法表和比例法,三十二个省名,附有省会而没有专区,一朵名叫罗萨罗萨罗萨姆罗塞罗塞罗萨的玫瑰花,几处历史古迹和几部文学巨著,几条刻在石碑上的礼仪准则,有时这座凄凉的花园里飘过一缕轻雾:虐待狂的梦幻。孤女已无影无踪,骑士已销声匿迹。英雄、烈士、圣人等字样已无迹可寻,不再被提及了。我这个前帕达扬每季度收到令人满意的健康简况表:孩子智力中等,品行高尚,数学欠佳,想像力丰富而不过分,易动感情;十分正常,只是有些做作,但也日见减少。实际上我已完全着了魔。两个事件,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使我残存的一点儿理智也泯灭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出乎意料的公共事件

    公共事件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九一四年七月我们还有那么几个坏人,但八月二日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总动员,接受德国的宣战。,突然之间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了大权,全体法国人都成了好人。我外祖父的冤家对头们投入他的怀抱,出版商恪守诺言,小老百姓预卜未来,我们的朋友收集他们门房、邮差、管子工豪壮而朴实的语言,并向我们转述;人人大叫大嚷,惟有我外祖母例外,真是个可疑分子。我乐不可支,法国演滑稽戏引我发笑,我也为法国演滑稽戏。但是战争很快使我腻味了,我的生活很少受到战争的干扰,说不定早已把战争忘到脑后了。不过,当我发现战争破坏了我的读物,不由得对战争深恶痛绝起来。我喜爱的读物已从报亭消失,阿努·加洛班,若·瓦尔,让·德·拉伊尔均为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抛弃了他们熟悉的英雄人物,他们笔下的少年是我的兄弟,曾乘着双翼飞机或水上飞机周游世界,以一当百英勇杀敌。战前的殖民主义小说让位于战时的英武小说,充斥着小水手、阿尔萨斯少年以及孤儿——军团的福神。我讨厌这些新来的家伙。我一向把绿林小冒险家看做神童。因为他们屠杀的土著人实际上都是成年人;由于我自己也是神童,在他们身上我认出了自己。随军少年却显不出自己的本事。于是个人英雄主义动摇了;个人可以依靠武器的优势打击野蛮人。但是怎么对付德国人的大炮呢?必须采用大炮,动用军队。神童在这些法国勇士中受到爱护和保护,重新降为小孩子,我也随之下降了。时不时,作者出于怜悯,委派我送一封信,我被德国人抓住,出色地反诘他们,然后逃跑,返回阵地,使命完成了。大家当然向我庆贺,但热情并不太高。我在将军慈父般的眼睛里看不到孤儿寡妇们对我倾倒的目光。我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地位,战役打赢,但没有我的份,成年人重新垄断了英雄行为。我偶尔从死者身旁捡一枝枪,放几下子,但阿努·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从来不让我参加刺刀肉搏。作为见习英雄,我急不可耐地要达到自主行动的年龄,说得正确一些,不是我,而是随军少年,阿尔萨斯孤儿。我合上书,退出他们一伙。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一点我早已知道,反正我有充足的耐心。阅读则是一种娱乐,我急于得到一切荣誉。人们向我提供什么样的前途呢?当兵?破差使!勇士只身一人时,已毫无作为,他得跟其他人一起冲锋,打胜仗靠的是全团的力量。我才不稀罕集体的胜利呢。阿努·加洛班想突出某个军人,最高的一着只不过派他去救护一个受伤的上尉。这种默默无闻的效忠使我反感,无非是奴隶救主子。再说这只不过是偶尔的壮举,战时人人皆勇敢嘛,每个士兵稍有一点运气都能干这样的事。我气急败坏,因为我喜欢战前的英雄主义:孤胆而无偿。我无视日常平淡无奇的德行,气概不凡地为自己一个人创造英雄。《乘水上飞机周游世界》、《巴黎顽童历险记》、《三个童子军》阿努·加洛班等人的作品。,这些神圣的作品指引我走上死亡和再生的道路。而突然之间,这些书的作者背叛了我。他们使每个人都能做出英雄行为,勇敢和牺牲变成日常的德行,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勇敢和牺牲降为最基本的义务。背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阿戈纳一九一四年在阿戈纳发生激烈的交战,法方稳住了战局,一九一八年德军在此开始崩溃。集体作战的硝烟替代了热带独特的大太阳和个人主义的光芒。    
    中断了几个月之后,我重新拿起笔写我心爱的小说,决心教训一下这些先生们。一九一四年十月我们还没有离开阿卡雄。母亲给我买了一些练习本,一色装潢,淡紫色的封面印有贞德的肖像,她头戴钢盔,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在女英雄贞德的保护下,我开始写士兵贝林的故事:贝林劫持了德国皇帝,把他五花大绑解到我们的阵地,然后在全军面前向他挑战,一对一搏斗,把他打翻在地,用刀对准他的喉部,迫使他签订屈辱性和约,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我们。一星期之后,这个故事使我心烦意乱。决斗一场是我从武侠小说中借用的:斯脱特—贝克尔是富贵人家子弟,流亡异乡。一天,他走进一家强盗开的酒店,受到强盗头目大力士的侮辱。他大显身手,活活打死了头目,取而代之,然后搜罗流氓无赖,自立为王,按时带兵登上强盗船,扬帆出海。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子:作恶之王必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行善之杰在一片嘲骂声中艰苦奋战。而后者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嘲笑者毛骨悚然。我因缺乏经验,违反种种写作规则,效果适得其反。德国皇帝尽管是个彪形大汉,却其貌不扬,早就看得出,在虎背熊腰的贝林手下不堪一击。再说观众敌视他,我们这些大兵恶狠狠地高声骂他,战犯威廉二世孤零零,受尽嘲笑和欺凌,我亲眼看到他被世人唾弃却不失其高傲,而这本应是我笔下的英雄们的处境。这种逆转使我瞠目结舌。    
    还有更糟糕的。我那些被路易丝称作“胡言乱语的东西”得不到任何的证实或否定,非洲辽阔,遥远,人口稀少,消息不通,谁都不能证明我的探险者没有到过非洲;我在叙述他们的战斗时,谁也无法证实他们没有向俾格米人俾格米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诸岛屿。开过枪。我还不至于自认为是他们的传记作者。但人们跟我大讲特讲小说的真实性,到头来我以为自己的奇谈也真有其事了。虽然我自己还未意识到,但我未来的读者会认为确有其事的。然而,这倒霉的十月使我陷入假想和现实的混战中不能自拔:我笔下的德国皇帝败北之后,下令停火,因此按逻辑推理秋天应该恢复和平了。但是恰恰相反,报刊和成人一天到晚唠叨我们仍处在战争中,并且战争还要继续下去。我感到受了愚弄:我是一个骗子手,说了一通废话,谁也不相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读自己的作品,羞得脸红到耳根。难道是我,是我津津乐道这些幼稚的神话吗?我差一点抛弃文学,洗手不干了。末了,我把手稿带到海滩,深深埋在沙里。苦恼清除,信心重振,我是命定的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文学艺术有其奥秘,要等到火候才向我泄露呢。我的年龄还不到,权且作储备吧。我停止了写作。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

    我们回到了巴黎,我从此不再碰阿诺·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的书,因为我不能原谅这些机会主义者比我高明。我对战争不满,因为它平淡无奇。恼羞成怒之余,我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几个月前,一九一三年岁末,我发现了尼克·卡特,布法洛·皮尔,得克萨斯·杰克,锡丁·布尔等英雄人物,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类人物消失了,外祖父说出版商是德国人。幸亏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大半。我生拉硬拽着母亲到那里去,我们从奥尔塞车站到奥兹特利茨车站一个个书摊找遍,有时去一次能买到十五本,很快就收集了五百本。我按数一叠一叠排齐,不厌其烦地点着数,高声念着带神秘色彩的书名:《气球中的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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