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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向您告别。”
“您要走，安托万先生？”
“我要换换环境，定居巴黎。”
“您真走运！”
我怎么能将嘴唇贴到这张大脸上？她的身体已不再属于我。昨天我还能想像她在黑毛料裙下的身体，而今天，这裙衣已无法渗透了。那个青筋暴露的白白的身体，难道是个梦？
“我们会想念您的。”老板娘说，“您不想喝点什么？我请客。”
我们坐下来，碰杯。她稍稍压低声音说：
“我已经很习惯您了，”她有礼貌地惋惜说，“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会回来看您的。”
“这就对了，安托万先生。您什么时候路过布维尔，就来和我们打个招呼。您对自己说：‘我这就去和冉娜本书开始时，这位老板娘叫弗朗索瓦兹，而不是冉娜。夫人打招呼，她会高兴的。’的确，我们很想知道客人们的近况，再说，在我们这里，客人们总会回来的，有海员，对吧，有大西洋轮船公司的雇员，他们有时两年里不露面，去了巴西或纽约，要不就在波尔多的一条货船上干活，可是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您好，冉娜夫人。’我们在一起喝一杯，信不信由您，我可记得他们爱喝什么，虽然过了两年！我对玛德莱娜说：‘给彼埃尔先生端一杯不加水的干苦艾酒，给莱翁先生端一杯努瓦利—森扎诺酒。’他们对我说：‘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老板娘？’我说：‘这是我的本行嘛。’”
在厅堂尽头，有一个胖男人——她最近的姘头。他在叫她：
“老板娘宝贝！”
她站起身：
“对不起，安托万先生。”
女侍者走近我：
“您真就这样走了？”
“我去巴黎。”
“我在巴黎住过，”她自豪地说，“住了两年。我在西梅翁餐馆干活，但是我想念这里。”
她迟疑了一秒钟，然后感到再没有什么话说了：
“那好，再见吧，安托万先生。”
她在围裙上擦擦手，向我伸出手来。
“再见，玛德莱娜。”
她走开了，我拉过布维尔报，又将它推开，因为刚才在图书馆里我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老板娘还没有回来，她将两只胖手放在男友手中，男友正激动地揉来揉去。
再过三刻钟火车就要开了。
我在算账，以消磨时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
每月一千二百法郎，这不算阔气，但是如果我稍加节制，这钱也该够了。住房三百法郎，每天伙食十五法郎，还剩四百五十法郎，用于洗衣，小开销，看电影。至于内衣外衣，现有的能用很久。两套西服还很干净，只是肘弯上微微发亮，如果多加小心，还可再穿三四年。
老天爷！我将像蘑菇一般生活。如何打发日子呢？我将去散步，坐在杜伊勒里宫的铁椅上——或者，为了省钱，坐长椅。我将去图书馆看书。然后呢？每星期看一次电影。然后呢？每星期招待自己看场马戏？和卢森堡公园里的退休者一起玩槌球游戏？三十岁！我怜悯自己。有时我想不如干脆在一年里把剩下的三十万法郎花光，然后……可是我会得到什么呢？新衣服？女人？旅行！我曾有过这一切，而现在，结束了，我对它们再没有兴趣，它们会留下什么呢？一年以后我又会像今天一样空空的，连记忆也没有，而且在死亡面前胆怯懦弱。
三十岁！一万四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月去领钱。但我不是老头！但愿有人给我什么事情做做，不管什么事……我最好别想这个，因为此刻我在给自己演戏。我很清楚我什么也不想干，干事就是创造存在，而存在已经够多了。
实情是我不能放弃我的笔，我大概即将有恶心，而写作似乎可以推迟它，所以我将脑子里的闪念写下来。
玛德莱娜想让我高兴，在远处指着一张唱片对我喊道：
“您的唱片，安托万先生，您喜欢的那张，您想听听吗？最后一次。”
“请吧。”
我这样说是出于礼貌，其实我此刻心情不好，不适于听爵士乐，但我还是注意听，因为，正如玛德莱娜所说，我是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它很老，即使在外省也太老了，在巴黎是找不到的。玛德莱娜将唱片放在唱机的圆盘上，它马上就要转动了。钢针将在纹络里跳跃，发出声音，等到钢针顺着螺旋形的纹络达到唱片中心时，一切将结束，那个唱Some of these days的沙哑声音将永远沉默。
这声音开始了。
居然有从艺术中寻找安慰的傻瓜。我的毕儒瓦婶婶就是这样：“在你可怜的叔叔去世后，萧邦的前奏曲可帮了我大忙。”音乐厅里挤满了被侮辱、被冒犯的人，他们闭上眼睛，努力将苍白的面孔变为接收天线。他们想像，被捕捉到的声音将在他们身上流动，轻柔而滋润，他们的痛苦将变为音乐，就像少年维特的痛苦一样。他们认为美会与他们分担痛苦。这些笨蛋。
我想问问他们，这个乐曲与他们相通吗？我刚才的状态与至福相去万里。表层上我是在机械地算账，在下面一层滞留着许多不愉快的思想，它们或是表现为不明确的问题或是表现为默默的惊异，但无论白天黑夜，它们都缠绕着我，其中有对安妮的想法，对被我践踏的生活的想法。然后，在更下面一层，是像晨曦一样腼腆的恶心。但当时没有音乐，我郁闷而沉静。四周的物体是由与我一样的材料构成——一种丑陋的痛苦。我外面的世界是那么丑陋，桌上的脏杯子是那么丑陋，玻璃镜上的棕色斑点是那么丑陋，玛德莱娜的围裙、老板娘那位胖情人可亲的神情都是那么丑陋，世界本身的存在是那么丑陋，以致我感到无拘无束，和它们是一家人。
现在出现了这只萨克管的音乐。我感到羞愧。一种傲慢的、小小的痛苦，这是痛苦—典型。萨克管的四个乐音，它们往返来回，似乎在说：“应该像我们一样，有节奏地痛苦。”对，不错！我当然愿意采取这种痛苦方式，有节奏地，不取悦自己也不怜惜自己，而是怀着一种冷漠的纯洁。我杯底的啤酒是温的，玻璃镜上有棕色斑点，我是多余的人，我最真诚、最无情的痛苦蹒蹒跚跚，沉甸甸的，像海象一样肉多皮厚，瞪着湿漉漉的、难看而又感人的大眼睛，这一切难道是我的错吗？不，显然不能说这个在唱片上方旋转，并且令我目眩的痛苦——小小的金刚石痛苦——是与人相通的。它甚至不是讽刺，而是轻快地旋转，自顾自地旋转。它像长柄镰刀一样斩断了与世界的乏味联系，现在它仍在旋转，而我们大家，玛德莱娜、胖男人、老板娘、我自己，还有桌子、长椅、有斑点的镜子、玻璃杯，我们都曾陷于存在，因为我们是在自己人之间，仅仅在自己人之间。它突然来临时，我们正像每日一样衣冠不整，无拘无束，我为自己羞愧，为那些在它面前存在的东西羞愧。
它不存在。这甚至令人气恼。如果我起身将唱片从托盘上拿开，将它摔成两半，我也触及不到它。它在以外——总是在某个东西以外，在声音以外，在小提琴的某个乐音以外。它通过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存在显露出来，细薄而坚实，可是当你想抓住它时，你会遇见存在物，你只能撞上毫无意义的存在物。它在它们后面，我甚至听不见它，我听见声音，即揭示它的空气振动。它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多余的东西。与它相比，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它在。
而我，我也想在，我甚至一心只想这个，这便是事情的底细。我对自己生活中的表面混乱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在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企图中找到了藏在深处的同一个欲望：将存在逐出我身外，排除时间里的脂肪，将瞬间拧干，挤干，使我自己纯化、硬化，最后能够发出萨克管那样清晰明确的音。这甚至可以当做一个寓言：一个可怜的家伙走错了世界。他和别人一样存在在有公园、酒吧、商业城市的世界里，但他想让自己相信他生活在别处，生活在画幅后面——和丁托列托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的总督们，和戈佐利戈佐利（1420—1497），意大利画家。严肃的佛罗伦萨人在一起；生活在小说后面——和法布里斯·台尔·唐戈及于连·索黑尔分别为司汤达的作品《巴马修道院》与《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在一起；生活在唱片后面——和爵士音乐长长的、干巴巴的呜咽在一起。后来，当过傻瓜以后，他明白了，睁开了眼睛。他看出他弄错了，他是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对一杯温啤酒。他颓丧地坐在长椅上想：我是傻瓜。正在这时，从存在的另一面，在那只能远远看见，永远无法接近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小小的旋律开始跳起来，唱起来：“应该像我一样，应该有节奏地痛苦。”
那声音唱道：
Some of these days
youll miss me honey。
唱片上的这个地方大概被擦伤了，因为声音很古怪。还有点什么东西令人难受，唱针在唱片上轻轻擦动，却根本触及不到旋律。旋律在后面，很远很远。这一点我也明白。唱片被擦伤，被磨损。女歌唱家也许死了，我呢，我即将乘火车离去。存在物既无过去也无未来，从一个现在落入另一个现在；声音在日益分解，嘶哑，滑向死亡；而在这个存在物和这个声音后面，旋律仍然不变，年轻而坚实，像无情的见证人。
歌声沉默了。唱片转了一会儿也停住了。咖啡馆摆脱了讨厌的幻影，正在反刍，反复咀嚼存在的乐趣。老板娘脸上充血，朝她那位新男友白胖的脸颊扇几个耳光，但未能使它发红。这是死人的面颊。我呢，我滞留在那里，几乎睡着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上火车了，但我不想这个。我想到在纽约一座大楼的二十一层有一个美国人指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1896—1970），他曾写过流行歌曲。——原编者注，他长着浓浓的黑眉，脸刮得光光的，正热得透不过气来。在纽约上空，天空在燃烧，蓝天起火了，黄色的大火舌舔着楼顶，布鲁克林的顽童们穿着游泳裤在浇水管下冲身子。在二十一层，阴暗的房间像被大火烤着。黑眉的美国人在叹息、喘气，汗水流在脸颊上。他只穿着衬衫坐在钢琴前，嘴里有烟味，脑子里隐隐约约、隐隐约约有一个曲调影子，Some of these days。再过一小时汤姆会来，屁股上挂着那个扁平水壶，于是他们两人都将倒在皮椅上，大口喝酒，炙热的阳光将使他们的喉咙燃烧，巨大而酷热的困倦沉沉地压着他们。但是首先得记下这个曲调，Some of these days。湿手抓住钢琴上的铅笔。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或那样，反正都一样。歌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挑选了这个眉毛如炭的犹太人精力衰竭的身体来诞生。他有气无力地拿着铅笔，汗珠从戴着戒指的手指上落到纸上。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恰恰要通过这个装满了脏啤酒和烧酒的笨伯来完成这个奇迹呢？
“玛德莱娜，您能再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