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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古罗马执法官的权力标志，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意大利法西斯（fascio）借用了这个字。，重振国家，挫败无秩序党派……”他们使布维尔成为设备最好的法国商港——煤炭和木材。扩建码头是他们的功绩。他们充分扩大了泊船站，并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时的抛锚水深达十点七米。由于有了他们，渔船的吨位从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吨上升到一万八千吨。他们不惜为培养劳动阶级中的优秀代表而主动创办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在他们的大力扶持下十分兴旺。一八九八年，他们瓦解了著名的码头工人罢工，一九一四年，他们为祖国献出了儿子。
女人们——这些斗士可尊敬的伴侣——创建了大部分教养院、托儿所和缝纫工厂，但她们首先是贤妻良母。她们抚育了漂亮的儿女，教他们懂得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兰西赖以生存的传统。
肖像画的总体颜色近乎深棕色。由于考虑到庄重，画家们排除了鲜艳的颜色。雷诺达喜欢画老头，在他的画中，雪白的须发与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长画手。博尔迪兰的画技不如雷诺达丰富，他对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画中的硬领像白色大理石一样闪光。
室内很热，看守在轻轻打鼾。我环视四周的墙壁，看见了手和眼睛；这里或那里，有一张面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走去时，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因为从墙壁的葱形饰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来明亮的目光。
他站在那里，头稍稍后仰，一只手臂贴着珠灰色长裤，手里拿着高礼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几分赞叹，因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庸俗，简直无懈可击；细小的脚，纤细的手，角斗士的宽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几分花哨。他礼貌地向参观者显露那明晰、整洁、没有皱纹的面孔，唇上甚至漾着几分笑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没有笑。他可能有五十岁了，但像三十岁的人那样年轻、精神。他很美。
我不对他吹毛求疵，但他却不放过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平静而不留情的评价。
于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相距遥远。我对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触及他，这只是心理学，和小说中一样。但是，他对我的评价却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使我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这是真的，我始终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生存。我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像石头、植物、细菌一样存在。我的生命胡乱地向四面八方生长。有时它给我一些模糊的信号，有时我仅仅感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嗡嗡声。
然而，对于冉·帕科姆这位死去的、毫无瑕疵的美男子——他是国防部的帕科姆的儿子——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他的心跳，他的器官发出的沉闷的声音，都像小小的权利，瞬间的、纯净的权利。在六十年间，他始终一贯地使用生存权。多么美丽的灰色眼睛！它们从未闪过一丝怀疑。帕科姆从未弄错。
他一贯履行责任，全部责任，作为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责任。他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的权利：作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继承清白的名声和兴旺的家业；作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爱的关怀；作为父亲，要求受到尊敬；作为领袖，要求得到任劳任怨的服从。其实，权利始终只是责任的另一面。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维乐最富有的家族）大概从未使他本人吃惊。他从不对自己说他很高兴，而当他高兴时，他便很有节制地说：“我在消除疲劳。”这样一来，高兴转换为权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无聊事了。在左面，在他那发蓝的灰白头发上方，书架上有书。漂亮的精装本，显然是经典著作。每晚睡觉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读几页“我的老蒙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几首贺拉斯的颂歌。有时他大概也读一本当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读巴雷斯和布尔热。阅读片刻以后，他微笑着放下书，目光失去了值得赞赏的警惕性，几乎充满遐想。他说：“尽责任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困难呀。”
他从来没有反躬自问，因为他是领袖。
墙上挂的还有其他领袖。甚至只有领袖。这个坐在安乐椅上的、灰绿色的大个子老头，是领袖。他的白坎肩与银发十分相配。（这些肖像主要是为了道德感化而绘制的，其精确性真达到一丝不苟，艺术性也有所考虑。）他将细长的手搭在一个小男孩头上。他的两膝裹着毯子，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的目光游移在远方。他看见年轻人看不见的一切。在肖像下面的一块菱形金色木牌上写着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罗坦，或者谢尼奥，我无意走近去看。对他的亲朋好友，对这个孩子，对他自己而言，他仅仅是祖父。等一会儿，如果他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用未来的诸多责任来开导孩子的话，他将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
“答应祖父你要好好听话，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学习，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生命的黄昏
在生命的黄昏，他将宽容的关怀分给每个人。如果他看得见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会得到他的好感，他会想到我也曾有过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东西，这个岁数的人不再有欲望了。他只要求在他进来时人们稍稍压低声音；只要求当他经过时人们对他露出温柔而尊敬的微笑；只要求儿媳妇有时说：“父亲可真了不起，比我们大家都年轻”；只要求当孙儿生气时，惟有自己能用手摸着他的头使他冷静下来，然后说：“这些伤心事，只有祖父能安慰他”；只要求儿子每年就棘手的问题多次请教于他；最后，只要求自己感到安详、泰然、睿智。老先生的手仅仅碰着孩子的鬈发，仿佛是祝福。他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光荣的过去，正是这个过去使他有权谈论一切，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因为经验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抵御，它也是权利，老年人的权利。
挂在菱形饰上的奥布里将军佩着长军刀，他是领袖。埃贝尔院长也是领袖，他是敏锐精细的文人，是安佩特拉兹的朋友。他的脸长长的，和其长无比的下巴很对称。嘴唇正下方有一小绺胡须。他的下颌微微前伸，像是在打嗝，那副得意的神态仿佛在做精细的剖析，在提出不同的原则。他手执鹅毛笔遐想，他也在消除疲劳，用写诗来消除疲劳。但他具有领袖的深邃目光。
那么，士兵们呢？我站在展室中央，成为所有这些严肃目光的靶子。我不是祖父，不是父亲，甚至也不是丈夫。我不参加投票，只是交点捐税。我不能夸口说我有纳税人的权利，或者选民的权利，我甚至没有受人敬重的小小权利——这是顺从了二十年的职员所获得的权利。我开始对自己的存在真正地感到吃惊。莫非我仅仅是个表象？
“嘿，”我突然对自己说，“士兵就是我！”我毫无愤懑地笑了起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人有礼貌地回我一个漂亮的微笑。雷诺达是怀着爱来绘制这幅肖像的，他的笔触十分柔和：小小的、厚厚的、精雕细琢的耳朵，尤其是两只手，修长而有力，十指尖尖的。这的确是学者或艺术家的手。他的面孔对我是陌生的，我大概经常从它面前走过而未加留意。我走近这幅画：“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
帕罗坦·瓦克菲尔德医生和我谈起过他：“我一生只遇见过一位大人物，就是雷米·帕罗坦。一九○四年冬天我听过他的课（您知道我在巴黎学过两年产科）。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领袖人物。我向您发誓，他真有领袖气质。他使我们激奋，我们会跟随他到天涯海角。此外，他还是位绅士，他家财万贯，并且拿出一大部分去资助穷学生。”
就是这样，当我头一次听人谈起这位科学王子时，我便有了强烈的印象。现在我来到他面前，他对我微笑。多么机智聪明、多么和蔼可亲的微笑！他那胖胖的身体舒适地坐在一只大皮安乐椅上。这位不装模作样的学者立刻使人不再拘束。如果没有他那充满灵性的目光，你甚至会把他当做一位好好先生。
不需很久就能猜到他的威信从何而来。他受人爱戴是因为他理解一切，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对他讲。他有点像勒南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及历史学家，在语文学、宗教史诸方面均有建树，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影响很大。，只是更优雅。他属于说这种话的一类人：
“社会主义者吗？可我比他们走得更远！”当你跟他走上这条危险的路时，你很快便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放弃家庭、祖国、财产权以及最神圣的价值，甚至怀疑资产阶级精英的统治权。然而，再往前走一步，一切又突然恢复了旧有的方式，而且理由出奇地充足。你回过头去，看见社会主义者被远远抛在后面，显得很小，他们挥动手绢喊道：“等等我们。”
从瓦克菲尔德那里我还听说，这位大师常常微笑着说他喜欢“分娩灵魂”。他始终年轻，身边也都是年轻人。他经常接待攻读医学的富家子弟。瓦克菲尔德去他那里吃过几次饭。大师把刚刚学会抽烟的学生当成年男人看待，请他们抽雪茄。他躺在长沙发上，半闭着眼，滔滔不绝地说，大群弟子们如饥似渴地围在四周。他追忆往事，讲述故事，从中得出有趣而深刻的教训。在这些有教养的青年中，如果谁的见解与众不同，帕罗坦便对他特别关心，请他发言，专心致志地听，并提供意见和思考题目。这位青年被丰富的思想装得满满的，遭到同伴们的仇视，又不愿再孤身一人与众人唱反调，于是必然有一天会请求单独谒见大师，腼腆地向他倾诉最隐秘的思想、不满和希望。帕罗坦将他抱在怀里，说道：“我理解你，从一开始我就理解你。”于是两人畅谈一番。帕罗坦走得很远、很远，年轻人跟不上。但是，在这样会谈几次以后，年轻叛逆者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他看清楚了自己，开始明白自己与家庭及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终于理解了精英们令人钦佩的作用。最后，仿佛出现了魔法，这只迷途羔羊在帕罗坦一步一步的指引下回到了羊圈，大彻大悟，改邪归正。瓦克菲尔德说：“他医治的灵魂比我医治的肉体还多。”
雷米·帕罗坦和蔼地向我微笑。他犹豫着，想了解我的立场，以便慢慢改变它，将我带回羊圈。但是我不怕他，我不是羔羊。我瞧着他那没有皱纹的、美丽而平静的额头，他那稍稍凸出的肚子以及放在膝上的一只手。我回他一个微笑，便走开了。
他的弟弟冉·帕罗坦是SAB可能是“布维尔船主协会”的缩写。——原编者注的主席，他正两手扶着堆满文件的桌子的边沿，那姿势向来访者表明会见已经结束。他的目光很特别，仿佛既抽象又闪着纯粹权利的光辉。令人目眩的眼睛占据了整个面孔。在这团火的下方是神秘主义者紧闭着的薄薄的嘴唇。“真奇怪，”我心里想：“他和雷米·帕罗坦很相像。”我转过头看那位大名医，寻找他们的相似点，突然在他那张温柔的脸上看到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