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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样发亮，说出他们的心事和梦想。但这是空想，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个东西仍然很紧张，他们担心美好的星期日会遭到破坏。等一会儿，他们会像每星期日那样大失所望；或者因为影片愚蠢，或者因为邻座抽烟斗并且往两腿下面吐痰；或者因为吕西安令人扫兴，没有说一句好话；或者，就在难得去电影院的今天，他们偏偏发作了肋间神经痛。等一会儿，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隐隐的愤懑将在黑暗的影厅里膨胀。
我走上布雷桑街。阳光驱散了云雾。天气晴朗。从波浪别墅走出了一家人。女儿站在人行道上扣手套，她大概有三十岁。母亲站在台阶的第一级上，自信地目视前方，一面深深地呼吸。至于父亲，我只看见他宽大的后背，他正弯下腰锁门。房子将幽暗无人，直到他们回来。在旁边那几所已经走空的、上了锁的房屋里，家具和地板在轻轻作响。出门以前他们熄灭了餐厅壁炉里的火。父亲和那两个女人会合在一起，全家人便一言不发地上路了。他们去哪里呢？星期日，人们或是去那座巨大的墓园，或是去拜访亲戚，或者，如果完全没事，去海堤上走走。我没事，便走在布雷桑街上，这条街通往海堤—散步场。
天空呈淡蓝色，几缕轻烟，几只白鹭，不时掠过一片浮云遮住了太阳。远处是沿着海堤—散步场的白色水泥栏杆，我透过栏杆的孔洞，看见大海在闪闪发光。这一家人向右拐，走上通往绿丘的上坡路布道神甫—伊莱尔街。我看见他们慢慢上坡，在闪烁的水泥地上形成三个黑点。我向左转，走进在海边络绎不绝的人群。
与上午相比，人群更为混杂。他们似乎都没有勇气继续承受规规矩矩的等级制度，而在午饭以前，他们曾为此自豪。商人和公务人员肩并肩地走着，任凭那些可怜巴巴的小职员和他们擦肩而过，甚至碰撞和挤压他们。贵族、精英、专业人员都融合在这温暖的人群中，他们现在只是人，几乎仅仅是人，他们不再代表任何东西。
远处有一摊亮光，那是退潮的大海。水面上的几块礁石尖撕破了这光亮的表层。沙滩上躺着几条渔船，不远便是黏糊糊的立方形石头，那是被胡乱扔到海堤脚下护堤防波的，石头与石头之间有洞隙，塞满了蠕动的东西。在外港的进口处，一条挖泥船矗立在阳光耀眼的天空下。每到晚上，它便轰鸣吼叫，喧嚣之极，直到午夜。但是每星期日，工人们上岸走走，只留下一个人看船，因此挖泥船便安静下来。
阳光清澈透明，像白葡萄酒。光线轻轻拂过身体，没有产生阴影或曲线，手和脸只是淡黄色的斑点。所有穿大衣的人都仿佛在离地几厘米的地方轻轻飘浮。风不时将水一般颤抖的阴影吹向我们。片刻间面孔退了色，变成白色。
这是星期日。人群被夹在栏杆和别墅的铁栅之间缓缓流动，在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大饭店前散开成上千条小溪。有许许多多孩子，他们或坐在车上，或被抱着、牵着，或三三两两、一本正经地走在父母前面。这些面孔，刚才我都见过，它们在朝气蓬勃的星期日上午显得得意洋洋，而现在，沐浴在阳光中，它们表露的只是安详、轻松和几分执拗。
大手势没有了。人们当然还摘帽致意，但不再夸张，不再像上午那样兴奋。他们微微向后仰着，抬头望着远方，任凭风吹着自己走，大衣在风中鼓胀了起来。有时有一声干笑，但立刻就被止住了。一位母亲在喊：雅诺，雅诺，听话。接着便是沉静。我闻见黄烟丝的淡淡的气味，原来小职员们在抽烟，萨朗波牌、阿依夏牌，这是星期日的香烟。在几张比较松弛的脸上，我仿佛看到几分忧愁。不，这些人既不忧愁也不欢快，他们只是在休息。他们那睁大的、凝神的眼睛被动地反射出大海和天空。等一会儿他们要回家，全家人围着餐桌喝茶。眼下他们只想少费力气，节省手势、话语和思想，随波漂流；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抹去皱纹、鱼尾纹，以及一周的工作所带来的辛酸的表情，仅仅一天。他们感到时间从指缝间流过。他们来得及聚集精力以便在星期一早上焕然一新地从头开始吗？他们深深呼吸，因为海边的空气能增补精力。只有他们那入睡者般的均匀而深沉的呼吸表明他们还活着。我悄悄地走在这个处于休息状态的、悲惨的人群中，不知如何处置我那结实而且精力充沛的身体。
大海现在是深灰色，慢慢涨潮，晚上就该是满潮了。今晚，海堤—散步场会比维克多—诺瓦尔大街更荒凉。在左前方，有盏红灯在航道中闪烁。
太阳慢慢落在海面，途中将一所诺曼底别墅的窗子照得火红。有个女人被照得眼花缭乱，懒懒地用手捂住眼睛，一面摇着头。
“加斯东，真晃眼。”她半笑不笑地说。
“嘿！这可是好太阳，”丈夫说，“它不暖和，但叫人高兴。”
她转身朝着大海，又说：
“我还以为看得见它呢。”
“不可能，”丈夫说，“它在晃眼的地方。”
他们大概在谈卡伊博特岛，岛的南端位于挖泥船和外港码头之间，本该看得见的。
光线变柔和了。这个不稳定的钟点预示着黄昏来临。星期日已经成了过去。别墅和灰白栏杆仿佛是新近的回忆。面孔一一失去闲暇的表情，有几张脸几乎变得温情。
一位怀孕的女人倚在一个模样粗鲁的金发青年身上。
“那儿，那儿，你瞧。”她说道。
“什么？”
“那儿，那儿，是海鸥。”
他耸耸肩，哪里有海鸥呢。天空几乎纯净如洗，天际露出淡淡的粉红色。
“我听见它们叫了。你听听，它们在叫。”
“那是什么东西在吱吱响。”他说。
一盏路灯在闪光。我以为是点灯的人来过了。孩子们等着他，因为这是回家的信号。其实这只是太阳的最后一缕反光。天空仍然明亮，但大地已进入阴暗中。人群越来越稀疏，海涛声清晰可闻。一个年轻女人双手抓住栏杆，仰面望天，她的脸呈蓝色，有一条由唇膏形成的黑道。刹那间我想我也许会爱人们，但星期日毕竟是他们的，不是我的。
首先亮起的是卡伊博特灯塔。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站住，醉心地低声说：“啊！灯塔！”
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奇遇的强烈感觉。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小普拉多大道
我向左转，经过帆船街到达小普拉多大道。橱窗都拉下了铁帘。绕绳街明亮，但行人稀少，已失去上午那短暂的繁华，此刻与周围的街道毫无区别。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总主教的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
我独自一人。人们大都回到了家，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晚报。逝去的星期日给他们留下逝者如斯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星期一。但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日也没有星期一，只有在混乱中相互推挤的日子，以及像这次一样突如其来的闪电。
什么也没有变，然而一切又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不知如何描写，它仿佛是恶心，但又与恶心正相反。总之我碰到了奇遇，我询问自己，我看出来我是我，我在这里。穿破黑夜的是我，我像小说主人公一样高兴。
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阴暗的老下街上，有什么东西在等我。在这里，在这条安静街道的拐角上，我的生活将要开始。我怀着宿命的感觉看着自己朝前走。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块白色界石。从远处看，它似乎很黑，但我每走近一步，它就变白一点。这个逐渐变白的黑色物体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它完全明亮，完全变白时，我会停下来，恰好在它旁边，于是奇遇便将开始。黑暗中露出的这个白色灯塔现在近在咫尺，以致我几乎害怕起来，有一刻甚至想退回去。然而要打破魔力已不可能，我朝前走，伸出手，摸到了界石。
这是老下街和庞大无比的圣塞西尔教堂。教堂蹲在黑暗中，彩画玻璃窗闪着光。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我不知道是世界突然缩小了，还是我使声音与形状达到了高度一致，我甚至无法想像周围的一切会与现状有什么不同。
我停下片刻，等待，我感到心跳。我用眼睛搜索荒寂的广场，什么也没有见到。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我弄错了，老下街只是一个驿站，那东西在迪科通广场尽头等我。
我不急于继续往前走。我仿佛触摸到幸福的顶峰。我曾在马赛、上海、梅克内斯多方寻找这种饱满的感觉，今天我不再抱任何希望，我在这个空空的星期日傍晚回家，它却在这里。
我又走了起来。风吹来船的汽笛声。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就在此刻，轮船上的音乐在海上鸣响，欧洲城市都亮起了灯，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在柏林街头交火，失业者在纽约流落街头，女人们在温暖的房间里，在梳妆台前涂眼睫膏，而我，我在这里，在这条荒凉的街上。但是，从新科隆的窗口射出的每一枪，被抬走的血淋淋伤员的每一声抽噎，女人化妆时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动作，它们都与我的每个脚步，我心脏的每次跳动相呼应。
我来到吉耶小巷，不知该怎么办，不是有人在巷尾等我吗？可是，在绕绳街尽头的迪科通广场，也有点什么东西在等我，等我去它才能诞生。我焦虑不安，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我承担后果。我猜不出人们要求我做什么，但是必须做出选择，我放弃了吉耶小巷，它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将永远不得而知。
迪科通广场空无一人。难道我弄错了？我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点。真的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走近亮着灯光的马布利咖啡馆。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进去。我从蒙着水气的大玻璃窗往里面看了一眼。
店堂里挤满了人。香烟的烟雾与湿衣服散发的水汽使空气变成了蓝色。女收款员坐在柜台后面。我很熟悉她，她和我一样，长着棕红头发。她肠胃有病，忧郁地微笑着，下半身慢慢地腐烂，就像腐烂物体发出的那种堇菜气味。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战，这是……等我的就是她。她在那里，上半身一动不动地露出柜台，她在微笑。从这个咖啡馆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向后倒转，回到这个星期日的散乱的瞬间，将瞬间一一串连起来，赋予它们含意。我穿越了这整整一天，最后来到这里，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端详这张在石榴红窗帘前微笑的清秀面孔。一切都停止了，我的生命停止了。这扇大玻璃窗，这像水一样蓝的浊重空气，这株在水底的又肥又白的植物，还有我自己，我们形成一动不动的、完整的整体，我很快活。
当我回到棱堡大街时，心中只剩下辛酸的遗憾。我心中想：“这种奇遇感也许是我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了，但它来得突然，去得匆忙，它去以后我又是何等的干瘪！难道它这种短暂的来访只是为了挖苦我，说我错过了生活？”
在我身后，在城市里，在发出冷冷的路灯光的笔直的大街上，一件重要的社会事件正寿终正寝，这是星期日的结束。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短暂的布维尔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