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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给耿东亮所安排的教学内容只是仿唱。那台先锋音响在整个下午都开着，耿东亮握着麦克风，十分小心地跟在一张旧唱片后头照葫芦画瓢，酒鬼则守着另一个麦克风，坐在小吧台的里头，喝酒，玩烛光，抚摸小刀片，监工那样关注着耿东亮的每一个发音，耿东亮一滑到美声上去他就会用刀片敲击麦克风的网状外壳，整个屋子就会响起音响的回环声了。酒杯就在他的手头，过一会儿就是一口，过一会儿又是一口，酒鬼不说话，他在给耿东亮“上课”的时候永远就那么坐在小吧台的内侧，既像一个永远做不上生意的吧台老板，又像一个永远不知道“天亮”的孤独酒客，他的酒吧里放满了酒，各式各样的酒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款式与颜色，散发出来的光芒有一种近乎哀怨的那种镇定，酒的反光成了酒鬼的背景，被烛光照耀着，每一只酒瓶都有一支蜡烛的倒影。的确，酒瓶与烛光是一种天然的依赖、天然的彼此照映，一瓶酒有一瓶酒自己的蜡烛，它们在酒的深处，显现出假性燃烧。
“你首先得弄清楚你是谁。”酒鬼在漫长的沉默之后终于开口说话了，“你想表达什么，然后才是声音。脱口而出，不说不行，表达得越简单越好，越明了越好——简单、明了，是歌唱的生命，像呻吟那样，像呼救那样，呻吟、呼救，它们是现代人最真实的世俗情怀。你惟一要做到的是准确，然后诉说。你不要像美声那样顾及音量，顾及声音的品质，对于通俗歌曲来说，这是话筒和电声的事。人私语，若上天打雷，歌唱就这么回事，歌唱的时候我们通着天。”
其实酒鬼有一种言说欲。寡言的人似乎都有一种言说欲望，这一点同样类似于酒，不过，是啤酒。寡言的人如同被封压的啤酒那样，天生就有一种内存的压力，金属盖一打开来内存的压力就成了一种自溢，所有的内容都向瓶口吐气泡。酒鬼在说话的时候甚至还有点像太阳下面的冰块，开始是傲慢的，端正的，但慢慢地就会自融，有了不可收拾的流淌与波动，阳光闪闪烁烁的，跳荡而又绵延。
歌唱是什么？酒鬼这么问。这一问酒瓶的封盖就打开了，端正的冰块就会正好迎着太阳了。歌唱是我们的活法。
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不会歌唱，那就是我们汉人。酒鬼说，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自己的歌、自己的旋律。但是我们没有。忧伤、辽阔、旷达，苦中作乐，那是伟大的俄罗斯，天蓝蓝海蓝蓝，那是意大利，苏格兰是温情的，南美是纷繁的、本能的。听过蒙古歌曲没有？天高地阔。苗族的呢？甜美，嗲得很，娇得很；藏族的歌声鼻息是不通的，直上直下，有一股蛮荒气；维吾尔的歌声就更美妙了，可以说妙不可言。不管他是什么民族，他一开口就会把他的民族性表露出来，就像他的语言和长相。汉人没有歌，汉人没有发音方法。你不知道什么旋律属于汉人，但是汉人很自信，我们会把兄弟民族的歌声说成自己的民歌。这一来我们就更没有歌声了。你学的是美声，这种做法就如同法国人用毛笔写七律情书，德国女人裹脚，巴西佬向自己的老丈人送臭豆腐。
你心中有上帝吗？没有。没有上帝你唱什么美声？美声要求上帝子民的身体变成一架乐器，成为合理的、科学的、利用最高的声音共鸣器。美声从一开始就是先在的、奴性的，它面对的是天堂、上帝，还有君主，你的声音只是礼物、颂歌、赞美诗、忏悔——那是圣乐。可你又崇敬什么？你没有忏悔。你有什么？你有愿望、欲、虚荣、渴求，你需要解放、自由、自我，所以你别学他妈的美声，你天生就是一个俗人，那就唱自己，那就喷发，照镜子那样，让真嗓子发出真声。感受感受你的现时、即时、此在、临在。就像你遗精，在虚妄中自溢。不要说谎。这年头人都在说谎——除了病人面对医生。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十章（4）
这样你至少可以满足自己，碰得巧还可以安慰别人。
“放弃吧，”酒鬼说，“跟我学，你还来得及。”
酒鬼坚信自己是“仅存的一个好歌手”，没有另一个酒鬼会比他更棒。酒鬼说，流行音乐的意义不能用理性去断定，只有靠生态。只有生态意义上的流行才称得上真正的流行，像流感，像打喷嚏。不打不行，塞都塞不住。流行的第一要素不是流感病菌，而是预备着去感冒和打喷嚏的人，他们的身体。
通向流行歌手的道路只有一条，这是一条单行线，不是学习，不是临摹，艺术是没有摹本的，艺术的产生对他人来说就是一种艺术的死亡，别人只能依靠忘却、舍弃。歌手是天生的，天成的。寻找歌手就是发现“自己”，“自己”就是“我”。“我”是什么呢？是上帝发明的第一粒精子。人不能发明，人只有寻找，只有发现，我发现了我，而你发现了你。把多余的部分舍弃掉，我不是歌手还能是什么？青蛙在跳跃中发现了自己，乌龟在伸缩中，猫在献媚中，狮子在孤寂中，种猪在交配中。
流行乐应当是挣扎的、控诉的、呐喊的、反抗的。因为流行乐是现代的。现代性使我们的身体远离和失去了水、空气、泥土、空间维度、草地、亲情、邻里、烛光、缅怀、混沌。现代性使人只剩下了时间这么一个东西。时间是可怕的。人类发明了监狱正是人类对时间的本质认识，剥夺了你的一切，把你关在笼子里，只给你时间。现代性正是人类的监狱，现代性使时间变得分外急迫，让你像擀面条那样把时间越擀越长，但是你无处藏身。你不论藏在哪儿别人都可以通过一组数码找到你，你的生命完全地数字化了。被数字极端化了、典型化了。你只是电话号码、电话保密号码、手机号码、BP机号码、信用卡号码、工资卡号码、工作证号码、通行证号码、音质号码、指纹号码、血型号码、瞳孔直径号码、体重号码、心律号码、血压号码、血小板号码、血质素号码、肺活量号码、骨质号码、避孕套号码、探亲避孕药号码、女性内用卫生棉号码、座次号码、航班号码、密码箱号码、考勤号码、信箱号码、图书证号码、发动机号码、车牌号码、驾驶证号码、鞋帽号码、电表水表号码、维修号码、姓氏笔画号码、准考证号码、准营证号码、合格证号码、病床号码、死亡证号码、骨灰盒号码，总之，在0～9之间，这些无序混乱偶然必然的阿拉伯基数组合和序数组合就成了你，朋友可以通过这些号码找到你，警察可以通过这些号码侦破你，仇人可以通过这些号码揭发你，你可以通过这些号码发财、做官、倒霉、因祸得福或因福得祸，然而，你没有一项隐私是“私有”的，它只能是社会的一个“值”，现代性就是依靠这些数字组成了一首歌，哆、、咪、发、嗦、啦、希，你就成了旋律，与汽笛、干杯、卡拉OK、打耳光的声音一同，汇进了一片响声之中。你无知无觉，你不知身在何处，你觉得岁月如常，而电脑通过科学的二进位制的电子换算，放大了你，缩小了你，使你重新变成颜色、线图、声音、形象、运算思维，再现你，拷贝你，使你普遍成偶像、效益、利润、税收，而你无知无觉。人类惟一的大理想就是把“人”再讨回来，流行乐就是一种最没用的办法。讨回来了吗？没有。讨不回来了。所以歌手只剩下“歌唱”这么一点临在。“临在”你懂不懂？歌唱会告诉你。流行乐的悲悯和无奈全在这里头。
但是人们需要。所以商人就看中了它。
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行为最后都成了商业。商业总是人类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永远是赢家，优秀的政治家总是把目光投向商业。这一来在他临死的时候至少是成功的。
我们歌唱，是因为我们渴望破坏——最后被破坏的也许就是你的声音，我们自己。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十一章（1）
作为生活里的一种补充，BP机在该响的时候总是会响起来。而BP机真的响起来，生活就会顺应BP机的鸣叫发生某种改变。耿东亮把手上的麦克风放到吧台上，开始拿眼睛寻找电话。酒鬼说：“我没有电话，你出去打。”耿东亮回完电话，匆匆向大宇饭店赶去。李建国在那里等他，他不能不快点。虽说早就入了秋，秋老虎还是厉害，比起夏天也差不了哪里去。城市的确是越来越热了。除了在空调下面，你在“大自然”里头几乎已经无处藏身了。
李建国正坐在大宇饭店的璇宫，很悠闲地抽着三五牌香烟，他的对面坐了一个女孩子，开心地和他说笑，女孩留了童花头，看上去像一个日本中学生，璇宫里的冷气开得很足，耿东亮从电梯上跨进来的时候T恤正被汗水贴在后背上，潮了一大块，现在却又有些冷了。耿东亮走到李建国的面前，很恭敬地说：“李总，我来晚了。”李总抬起头，用夹烟的左手示意他“坐”。耿东亮怕坐到女孩的身边去，却更不情愿和李总并肩坐在一起，就犹豫住了。这时候留童花头的女孩往里挪了一个座位，耿东亮只好坐下去，随意瞟了一眼，身边坐着的却不是什么日本中学生，而是舒展，艺术学院辍学的女民谣歌手，签约仪式上见过的。她穿了一件很紧身的海魂衫，两个小奶头肆无忌惮地鼓在那儿，乳峰与乳峰之间挂了一件小挂饰，很俏皮的样子，很休闲的样子。即使坐着不动，舒展的两只小奶头也能起到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舒展仰起脸，对耿东亮说：“哈，不认识我啦？”耿东亮从坐下去的那一刻脸就已经红了，这刻儿更慌乱了，文不对题地说：“哪儿，我只是出汗太多了。”
小姐递过来一杯雪碧，冰镇过了，干干净净的玻璃壁面不透明了，有些雾。而杯子里的雪碧更让人想起那句广告词，晶晶亮亮，透心凉。
璇宫在大楼的顶部，以每小时一周的匀速缓慢地转动，人就像坐在时间里了，与时间一样寓动于静，与时间一样寓静于动。城市在脚底下，铺排而又延展，整个城市仿佛就是以大宇饭店为中心的，随着马路的纵深向远方辐射。许多高楼竖立在四周，它们与大宇饭店一起构成了城市。城市在被俯视或者说被鸟瞰的时候更像城市了。它们袒露在耿东亮的面前，使耿东亮既觉得自己生活在城市的中心，又像生活在城市的局外，这样的认识伴随了眩晕与恐高感，耿东亮认定只有一个出色的歌星才配有这样的好感觉的。
璇宫在转，耿东亮就是时间，他可以是秒针，也可以是分针，甚至，他还可以是时针。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心情，时间的走速这刻儿全由当事人说了算。
耿东亮说：“李总，有事吧？”
李建国的上身半仰着，不像是有事的样子。李建国微笑说：“别总是李总李总的，等我把你们捧上天，成了明星，别不认识我就行了。”舒展把杯子握在手上，让杯子的孤形壁面贴在自己的右肋，一副娇媚的样子。舒展笑着说：“李总，你又来了。”李总优雅地弹掉烟灰，说：“刚刚忙完一阵子，累了，歇一下，想和你们吃顿饭。”耿东亮听完这句话，身体全放松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