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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拉到的赞助，就算谁的。我们两个人不会把李总撇下去，你和我们是五五开还是四六开，你给个痛快话。这个账我们不会不认，我们两个向来都是这样的。”
李建国把玩着打火机，说：“这个好说。”
李总掂出了他们的斤两，信心越加充足了，而“李总”的派头也就越大了，他站起身，走到记者的面前去，洪记者和卓记者都情不自禁地站起了身来，李总把一只巴掌搭到洪记者的肩上去说：“这样，交个朋友，啊，后天下午，你们再来一趟，我给你们一个回话。”李总拍了洪记者一把，说：“顺便吃顿饭，啊，今天就不陪了。九点钟省里报社的一个记者还要来采访，没办法。”李总笑道，“实在是没办法。”
洪记者和卓记者赔上笑，忙说：“你忙。”
李建国把他们送到门口，大声说：“就这样，啊，不送了。”
李总关上门，抱起了胳膊，放在胸前。他听着门外的脚步声，感觉到自己有一点气宇轩昂。
李建国把自己关了近一节课的时间。他半躺在自己的大班椅上，把双脚跷到桌面上去，一口气抽了七根三五牌香烟。整个办公室里头都雾气缭绕的。李建国眯了一双近视眼，仔细地设想，推断，他的整个身心都像要登台的样子，准备演出的样子，蠢蠢欲动却又冷静镇定。四十分钟过后，李建国掐掉了最后一根香烟，一份精致的计划就有了一个大概了。想完了，他拿起了电话，用内线叫过小蔡，小蔡在数秒之后就站到了他的面前。
李建国说：“你记不记得，前些日子二十二频道报过一个十一岁女孩，得了白血病的那个，叫什么婷婷的。”
小蔡说：“记得，晚报上也做过报道的。”
李建国伸出一只指头，开始发布他的命令：“你立即把报纸找来，或者直接与晚报联系，找到这个小姑娘，越快越好，一找到就和我联系。打我的手机。”
“知道了。”
“你把手头的工作全放下来，现在就去办。”
“知道了。”
李建国吩咐过手头的事，站到了空调机的前面去，等身体冷却过来，他洗了一把脸，整理过头发，上身下身都打量一遍，关上门，往楼上走去。李建国敲响了罗绮董事长的办公室。
李建国坐在了罗绮董事长的对面。他扼要地汇报了季候风唱片公司的工作，一共谈了五点。每一点都只有十来句话，最短的只有七八句。汇报完了，李建国总经理开始请示董事长有什么新“考虑”或新“指示”。罗绮女士说没有。罗绮女士说，唱片公司交给你，你就是主人，我们不干涉你的工作。李建国表示了谢意。表示完谢意李建国就开始谈及如何扩大总公司知名度的事了。李建国说，根据他的调查，市电视台的二十二频道快满一周年了，依照惯例，电视台会有一台晚会。李建国建议说：“总公司可以考虑把晚会的冠名权买下来。”李建国说，“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学不远了，离教师节也不远了，教育的问题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成为话题，好炒作，也就是说，记者好发消息。”李建国提议说，“第一，晚会的演出，我们可网罗一批歌手，这件事我们可以让电视台张罗，他们熟，有路子；第二，二十二频道多次报道过一位十一岁的白血病患者，公司可以由您出面捐一笔款子，把晚会推向高潮。主持人热泪盈眶，全市的市民会热泪盈眶，当然，您更应当热泪盈眶，现场直播，社会效益是可以想见的；第三，利用这个机会资助几位特困户的学龄儿童，要是在平时，这笔费用肯定买不来这样的新闻报道，联系工作可以让电视台出面，他们求之不得，做圣人，谁都会抢着去干，我们只要掏点钱就可以了。”罗绮听完了，点了点头。但出乎李建国意料的是，罗绮并不激动。罗绮拿起了圆珠笔，有节奏地敲打自己的大拇指。罗绮说，“想法不错。”夸奖完李建国，罗董事长就语重心长了，罗绮说，“小李，新闻界的人来要钱，千万不能当真的。你干长了，自己就会明白了。”
李建国说：“做广告也得掏钱，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广告做得更漂亮，像一首歌、一首诗。催人泪下呢！”
罗绮笑起来，说：“你还是个艺术家，不过想法不错。”
李建国说：“具体的事务工作由我来谈，不给总公司添任何麻烦。”
罗绮说：“挂一个冠名，他们开价多少？”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四章（5）
李建国说：“价格是活的，只是说话的技术问题。”
罗绮说：“想法是不错，但是总公司毕竟不是银行，总公司有总公司的困难。”
李建国说：“只要董事长答应，三七开，我们季候风愿意承担三成。”
罗绮说：“小李，与电视台合作，最大的受益者将是你们，五五开，算是我对你们的支援。”
李建国说：“五五开不行，这样我们不和总公司平起平坐了？四六开，我一年之内把款项划到总公司的账上去。”
罗绮笑起来，说：“小李，果真是不吐骨头。”
李建国赔上笑说：“这只能说是总公司的遗传基因好。”
罗绮听了这句话真的开心了，脸上就有了和颜悦色。说：“那就献一回爱心。”
李建国说：“那我找他们谈了？”
罗绮说：“我让广告部的人和他们谈。”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五章（1）
童惠娴的车摊设在瑞金路与延安路的交接处，背后是一块正在打桩的建筑工地，四周围着雪白的围墙。面对着瑞金路的石灰墙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红黑体字：“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效益第一节约第一”。童惠娴的三轮车就停放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面。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内外胎挂在三轮车的把手上，而车板上则是自行车的配件，两支打气筒立在树根的旁边。童惠娴的工作写在一块木板上，“修车、补胎、打气”。童惠娴的左侧是另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她在卖报。她们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说，也不打听。她们互称“大姐”，说一些闲话，或者为对方换一些零钱。尽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可是她们总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临时的。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从自行车总厂下岗。她的二儿子正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学的。儿子考取的当天童惠娴就预感到下岗的命运了。有一得必然会有一失。生活大体上总是这样的格局。童惠娴在总厂做的是装配工。多多少少算有些技术，摆个修车铺子应该能把一张嘴打发过去。修理自行车无非就是拆下来再装上去，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童惠娴在决定摆摊之前还是生了一场病，躺了一个星期。她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在马路的边上做这种事的，拉不下这个脸面。可是儿子报完到，家里就全亏空了，看病的钱都挤不出来了。童惠娴感觉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里去了，她还是在插队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里头产生过这种感觉的，手和脚全落空了，没有一个地方能落得到实处。董惠娴后来“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头，挂起了“修车、补胎、打气”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笔生意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很脏的捷安特山地车，后胎爆了。童惠娴修好车，认认真真地替小伙子把车子擦回到七成新。后来小伙子问：“多少钱？”童惠娴低了头就是说不出口。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很大方地说：“别找了。”童惠娴没有接。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着这张皱巴巴的现钞，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窝里头，一点一点化开来了，往上涌。一双眼里很突然地汪开了两朵泪。小伙子把十元现钞丢在小木凳子上，骑上车，很满意地吹起了口哨。吹过来一阵风，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掉在了地上，翻了几翻。正过来是十元钱，翻过去还是十元钱。小伙子走远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张纸币，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贼似的。她童惠娴是谁？混了几十年了，十块钱就让她这样了。这一想童惠娴便越发伤心了，拿了一只很脏的手往脸上捂。捂不住，两只手都没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这时候丈夫耿长喜刚从肉联厂下班回来。他站在床边，拉下了脸，说：“告诉我，谁欺侮你了？”童惠娴便用被角把头裹住。耿长喜从铺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杀猪的点红刀，到巷口里头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来。耿长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头柜上，大声说：“你说，是谁？”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说：“没有谁，我自己难受。”耿长喜放低嗓音问：“真的？”耿长喜收起刀，往外面去，临出门时回过头来关照说：“也不要哭得太长了。”
童惠娴把那张十元钱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么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里头也没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娴骑车走在清晨的马路上，马路潮湿而又空荡。童惠娴长叹了一声，像是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总结：“唉，人哪。”
一个星期之后耿长喜才知道老婆在外头摆摊了。听完妻子的诉说，耿长喜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早却比童惠娴早起了半个小时。当天晚上耿长喜就笑嘻嘻地问了：“今天生意好吧？”这个混球男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长喜端了酒盅，开心地说：“上午环卫工人刚一扫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童惠娴愣了半天，说：“你怎么能这样？”耿长喜不高兴了，放酒盅的声音便不好听。他用浓郁的苏北乡音说：“为你好！”他梗了脖子说话的样子活像他当年做支部书记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娴插队的地方。一九七○年的春天童惠娴来到了这座苏北乡村。是一条水泥船把他们从小县城分散到各个村庄去的，童惠娴站立在船头，心旷而又神怡，迎接他们的除了乡村锣鼓队之外，还有遍地的鹅黄色的菜花。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锣鼓声仿佛不是从锣鼓里头发出来的，而是那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菜花在风中摇曳，兀自发出的惊天动地的锣鼓声。童惠娴深吸了一口，多么柔嫩的空气呵，掺杂了植物的气息、太阳的气息、水的气息，以及泥土的气息。童惠娴的心情绽放开来了，三四天之内都没有平复。童惠娴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她认定了自己的心情就是一朵油菜花，鹅黄色，有一种动人的摇曳，扑棱扑棱的，无始无终的。
耿家圩子当天晚上就传开了一则好消息，城里头来了一位美人坯子。人们都说，这一下晚上出门不要等月亮上山了，那些年轻人的眼睛到了晚上肯定就会自己放光的，就像天上的星，一颗比一颗亮。小光棍们的眼睛碰上美人没有一颗不会发光的。耿家圩子在不久之后就传出一首歌谣了：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五章（2）
天上星，亮晶晶，
我在墙头望知青。
天上星泛指的，指那些年轻人。而知青则是特指，说的正是童惠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