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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很容易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初英国的评价。狄更斯写到了在那个熏黑的工业时代、大都市兴起中雄心勃勃或无所适从的个人。我该怎么描述此刻的中国呢，那种纠缠在亢奋与无奈中的情绪。
3。爱辉…腾冲线
我花了点时间，才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到爱辉与腾冲这两个地方，它们分别属于黑龙江省和云南省，一个是东北角，与俄罗斯相邻，另一个是西南角，离缅甸不远。如果在这两点间画一条直线，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这条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的57％，人口却不足10％。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汉族人居住在线的东南，而西部则是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很多历史学家疑惑不解，为何中国有如此强劲的胃口，能在如此宽阔的领域，将如此多的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冲突从未结束，却也很少出现彻底的分裂。
这条地图上的爱辉…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胡焕庸，190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在南京和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试图探寻解救中国社会之道。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们试图从政治、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商业、生物、考古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中寻找灵感，以刺激和拯救那个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文明。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是绵延的、富有活力的，以挽救人们日渐脆弱的自信……但很显然，悲观与怀疑论调占据了主流。
我的智力生活是在这种悲观论调中成长的，这种悲观情绪又往往依托在那个悲观的模式背后。这个模式从黑格尔开始，到卡尔·A·魏特夫那儿达到了巅峰，在后者的眼中，中国被称做中华帝国，它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美洲的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帝国：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它持续了上千年，牢不可破，历史只是王朝的交替循环，却很少展开崭新的一页。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循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变成历史的主音。
4。矛盾的消失
这些昔日理论，塞进了头脑中，让我觉得窒息。这注定了我的旅行像是两种截然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想寻找事物的共性，将经验抽象成一种简单的模式，以便获取整体性的理解；另一方则厌恶这种抽象，着迷于那些具体、散漫却鲜活的人与物……这种感觉就像地图上的空间和真实旅行之间的差异。
这些矛盾很快就消失了。最初的几天是如此兴奋，什么都让我觉得新鲜，这印证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
我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在混杂的火车站广场上，姑娘们白皙修长，我热爱她们吊带下面的肩膀，和紧紧包在牛仔裤里的大腿和臀部。我甚至感觉到风穿过了我洗得发透的白衬衫，柔情似水又干脆有力地抚摸了我的皮肤。
接下来的４天是旋风式的旅行，空间的迅速变化被压缩在窄小的时间界限里。星期五的中午，我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宝村是周立波著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中国土改第一村〃…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王村长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恤，脸庞、脖颈、手臂，是那种健康得有点发红的黑皮肤，在脸庞的红晕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
接着就是６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的颠簸，从元宝村回到尚志市，再坐车前往方正县，司机将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拦截过路车前往依兰。长途汽车就像是小镇上的杂货铺，主人担心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客车的走道里，司机座位旁的发动机的机盖上都坐满了人，我们身体碰身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在经过收费站时，司机会要求走道里的人集体再压下腰…被发现超载是要被罚款的。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不早已习惯了在高密度下彼此相处吗？
有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通车，司机们就会把我们先叫上车，然后保证在合适地点把我们放下，有另一辆车载我们走下一程。这有点像是 UPS的接力赛式的送包裹。东北公路网已经发达得令人惊叹，不过接力赛有时并不流畅。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四处徘徊，不知道哪辆车会把我们带到下个地方。我们在公路旁的绿化带上撒尿，看着高架桥上〃精于业、勤于思〃的宣传标语，有那么一瞬间，似乎真觉得是《在路上》的场景。我们还被扔在了那个叫达连河的地方两个小时，已是深夜，我们之前熟悉的东北的田野与清新空气，突然被庞大的运煤车、充满尘土的空气取代了。本地人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露天煤场，夜已深，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中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闪耀，仔细望过去，我才发现刚才那些硕大无朋的卡车，如今像是个玩具车一样在坑道中行驶。
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色情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
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在那个清晨，死亡既残酷又富有诗意，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琐碎与复杂得多……
5。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和〃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孙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