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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思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思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思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