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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